北青报：反腐败立法的 “缓”与“急”

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全国人大法工委有关负责人透露，完善反腐败立法是今后5年的立法重点。近段时间，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积极着手就反腐败立法展开调研，以促推尽快启动反腐败法立法进程。

1999年全国人大代表张仲礼向全国人大提交《建议制定国家“反腐败法”的议案》，那是全国人大收到的第一份建议制定反腐败法的议案，迄今已过去14年。现在，立法机关、职能部门和公众推进反腐败法立法的心情都比较急迫，这是不难理解的。14年前中国若要制定一部反腐败法，条件的确不大成熟，因为反腐败法应该是一部普通法，其下面应该有一系列相关的专门法（涉及修改刑法、刑诉法、预算法、土地管理法，制定行政收费管理法、企业国有资产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开相关法律等）。尽管普通法并非一定要在专门法完备之后才能制定，但如果专门法的内容大多没有着落，制定普通法自然也无从谈起。

反腐败法作为一部普通法，其实承担着搭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任，反腐败法正式出台之日，当是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形成之时。14年来，反腐败法未能正式启动立法进程，一方面表明，有关部门的主动性不够，积极性不高，主观上导致一拖再拖；另一方面也表明，反腐立法的确面临着许多困难和压力，客观上难以大刀阔斧迅速推进，真正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需要时间，制定一部完备的反腐败法也需要时间。目前，反腐立法工作固然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久拖不前，但也不能急于求成搞“立法冒进”，不能要求一夜之间完成反腐立法的所有工作。

腐败行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共性，不同国家的反腐立法，也有一些共性的经验可供借鉴，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需要尊重和遵循。据统计，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专门制定了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法律，相关法律、法案有100余部。其中，美国的反腐败法律体系甚为完备，包括确立文官行为准则和政治家从政道德准则，规定公职人员必须申报财产，防范涉外贿赂等。中国反腐立法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但应当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有益经验，大胆“拿来”为我所用。全球化时代，先进的法制建设经验不只是某个或某几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可得而免费共享的资源，如果哪个国家在反腐败立法上闭目塞听、抱残守缺，只会给自身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期，国家治理结构、社会治理结构、法治环境等都尚在构建、形成之中，转型阶段的特点和局面，客观上要求反腐立法给市场发展和社会政治改革预留一定的空间。比如，对于执政党反腐制度和国家反腐制度之间的关系，公众监督、网络反腐和职能部门反腐工作之间的关系，等等，反腐败法既要有明确的厘清，也要体现一定的弹性，一些短期内悬而难决的问题，不妨暂“缓”一些时间，留给聪明的后人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