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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芦山地震引发的红十字会又一轮舆论危机中，近日另一种声音抬头。截至4月27日，全国有115家基金会参与地震救灾募捐，其中红十字会系统收到的社会捐赠款物，占比达53%以上。这些捐赠也并非像网友猜测的，大多来自央企或事业单位的行政性安排。在红会总会收到的2万多笔款物中，单位捐赠仅479笔，而手机捐款达7万人次。因此，有媒体称“网络舆情并不完全等同现实民意”。
的确，网民只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一部分。要准确把握国情、妥善制定决策，还得兼顾那些在网上无声的中国人的诉求和感受。但是，如果因此而无视网上对红会几乎一边倒的批评质疑，也是另一种以偏概全。随着无线上网人群的增加，比如不少农民工买不起电脑却有手机，网民的社会学特征与全国人口结构趋同，网民已成为社会最敏感、最犀利的表达者，网络舆情越来越具有社情民意风向标的作用。
网民的顽固性记忆，在于两年前郭美美微博炫富的疮疤并未真正痊愈。虽然红会联合北京警方、监察部等单位的调查，结论为不少网友所认可：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没有任何关系，其炫耀的财富与红十字会、公众捐款及项目资金没有任何关系。但对于官方调查报告所揭示的这部分事实：“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部分负责人利用其双重身份，在项目运作中存在关联交易”；总会“在红十字品牌的使用和保护方面，管理不严，措施不力”方面，未见严厉问责，只是撤销商红会了事。而郭美美背后的朋友在这场“关联交易”及红十字品牌“管理不严”中，是否真的没有受益或者还没来得及受益，也留下了疑窦。
红会的舆论困境，还与政府公信力不振有关。近年来，在一些涉及利益分配的公共决策中，存在官商勾兑、与民争利现象；在一些突发事件中，有些政府部门总有隐瞒真相的冲动。所以当政府开诚布公、奋发有为时，老百姓依然将信将疑。网友调侃：“有些人把政府当男朋友：1）你怎么都不管我？2）要你管我？！3）你给我个解释！4）你不要解释，我不听我不听你说的都是骗人的！5）看看人家男朋友！”
因此，能不能说，红十字的尴尬，是全社会遭遇体制转型的一个缩影？红会之痛，是政府公信力之痛，是官民关系之痛。虽然红会工作人员可能从体制内得到的福利最少，属于体制内的“弱势群体”，但依然要为体制转型滞后招致的民怨而埋单。
在红会总会一条“考察”灾情的微博引出14万次转发，满屏都是“滚”字的时候，珠海企业家陈利浩“顶风”为红会捐款100万元。因为他相信，红会作为“社会救助主渠道之一”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红会的2658万名会员、215.6万名志愿者，是国内其他公益组织望尘莫及的。陈利浩在捐赠仪式上，当面向红会华建敏会长提出批评建言。这是一种理性、建设性的态度。
本届红会管理团队也表现出开明开放的姿态。华建敏会长当场对陈利浩表示，红会官方微博“用词完全错误，应正式纠正”。赵白鸽副会长对媒体发出狠话：如果两到三年，还是不能翻转“黑十字”印象的话，我自动请求辞职！
“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在网上引起关注。它是2012年12月成立的独立第三方机构，不隶属于红会，成员包括白岩松、迟福林、王振耀、俞可平、袁岳等公众人物，均不从红会领取任何报酬。对于重查郭美美的提议，“将由社监委独立决定，红会无权干涉”，“如果社监委决定启动调查，红会须予以积极配合”。
社监委还与人民网联手，公开征集3名志愿者，到芦山地震灾区，全程跟踪参与、监督红会2000万元粮食、油、卫生用品的使用过程。
5月1日，社监委针对网友称“在雅安地震募捐中存在摊派和强捐现象”，称“已就此事质询红会，总会明确表示不准摊派”。此前社监委已对北京等地的摊派现象予以批评，并公布了举报邮箱和手机号码。
它甚至转发推荐香港立法会议员质疑雅安地震捐款的视频，沉痛表示：我们必须反思，必须扪心自问，是否对得起所有奉献爱心的人。其实捐赠人的要求并不高，就只要八个字“公开透明，廉洁高效”。
这就是机制的张力。虽然社监委地位尚未载入红十字会章程，但已经为这个官办NGO架设了与民意沟通对话的桥梁，注入了变革创新的动力。它告诫网友“辱骂不能解决问题”，它扮演的角色带有“小骂大帮忙”的成分，但所有希望社会平滑转型的人们都会同意，对于红会存在的制度性缺憾，既然不可能在体制外骂倒它，不妨乐见并促成它在体制内的修复和完善。
向来随心笑骂、天马行空的网友“五岳散人”发帖：“我不希望红十字会倒下，除了这个想法目前不现实之外，现在并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填补其留下来的真空。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像红十字会一样掌控着如此多的资源，以及有着如此完善、深入的组织形态。哪怕从现在开始全部放开慈善公益领域，十年之内都不会有同等量级的机构出现。解决方法：透明、去行政化。”
当务之急，一是拓宽红会与社会对话的通道，要么吸收知名网友、草根网友加入社监委，要么另组一个专门的网络对话平台；二是吸收社会人士进入红会的决策管理层。先吸纳非行政序列的民间力量参与决策，开放权力结构，改善治理结构，在现阶段做起来要容易得多。李克强总理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这也是改革的方向。
与5年前的汶川地震时期不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日渐强大的网络舆论场和“微公益”社会动员平台。活跃网友薛蛮子分析：一个富人的13个亿相对国家弱势群体只是杯水车薪，而13亿的每人一块钱将汇成公民的积极参与和民意的威力，由此唤起媒体的支持和政府的积极呼应。
红会处在政府背景的机构与民意隔阂对峙的前沿，如果成功建立起“社会协商对话”的体制机制，对于整个国家的公共治理都有率先吃螃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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