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1+1：“领导子女可安排就业”咋是不成文规定？

开栏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

 “领导子女可安排就业”咋是不成文规定？

背景：广东兴宁市民政局某副局长之子，被招为该局下属事业单位员工，涉事官员竟称：“一定级别领导子女可获安排就业”是当地不成文规定，并且此事也是由市领导同意的。

燕赵都市报发表时言平的文章：见过不少“萝卜招聘”，多数还是暗箱操作，而兴宁的“不成文”规定，更像是当地权力生态里的常态规则和合理逻辑。甚至，安排官员子女进入公权体系，已经成为堂而皇之的福利。“不成文”逻辑的背后，无非两个原因：一是权力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化，在权力的运作下，避开法律制度的监督，作为公器的行政权力不少都变成了谋求私利和集团利益的工具；二是权大于法，在某些地方，制衡权力的不是法治，而是意志。兴宁这个“不成文”规定因为领导的认可而成为利益分配的规则，那么是否意味着，领导在当地，已经成为实际的利益分配者，包括权力资源，都成为他们犒赏的礼物，他们把世袭权力也当成了平衡利益的资源。除了这种近亲繁殖是“不成文”规定，高规格的接待，也是“不成文”规定；涨价不严格遵守听证制度，也是“不成文”规定；暴力拆迁，也是“不成文”规定……所有的这些“不成文”，都让法条规章成了空文，让法律制度的执行没有了下文。“不成文”规定逻辑的造成，有着不成功的法规制度约束，更有着不成器的监督。当务之急，还是要把这些“不成文”规定，以“成文”的监督体系约束起来。

小蒋随想：这起“内定招聘”呈现出明显的“曲线安置”痕迹——先把副局之子弄到民政局下属事业单位，再通过人事调动到民政局。事业单位虽然也要招考，但相对于公务员招录，敏感度显然降低。先进事业单位，再进民政局，弄这个跳台可谓煞费苦心。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安排就业的领导也知道这种事是违规的，是必须低调的。可是，他们还是搞子女接班、继承权力这套。表面上，这似乎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本质上，实在是对权力与既得利益的垄断。尤其是会妨碍社会的公平公正，成为草根群体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掣肘。由此还想到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年初表示，中央机关新录取的公务员当中，60%以上来自农村或城市普通家庭，没有任何背景。这番表态在网上引来“反向解读”——这何尝不意味着40%左右的新公务员“有背景”？当然，人们没有武断地认为“有背景等于有腐败”。群众只是要求，以制度与社会监督确保公考与录取的全程公开和公平，谨防“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被随意解释，以所谓的“合理优先”破坏游戏规则。本例纯属照顾安置，“市领导同意”以及“不成文规定”蕴含的多例性，该从何处问责？

 退休官员热衷“发挥余热”谨防变味儿

背景：浙江省博物馆有一位义务讲解员，身份不一般。他是浙江省前省长、现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祖善。吕祖善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退下来以后，还是回归老百姓的本分吧，做一些普普通通的事。

广州日报发表王石川的文章：吕祖善明确表示：“我不喜欢退下来以后还经常参加这个会那个会，当这个长那个长的。”官员退休兼任这个会长那个会长，早已是一种热潮，据报道，在某地，省一级的协会、研究会有1000多家，比政府部门还多得多，每个厅至少分管有一个协会或研究会，有的分管五六家、七八家。每家协会、研究会里，都有一至几名退下来的老领导当会长或名誉会长。甚至出现这样的怪事：某领导刚退下时，干脆弄了个协会，自己当会长，照样去各地视察、管事、募捐。领导退下当会长，或者兼职其他社会职务，发挥发挥余热，并无不可，但一些时候，发挥余热变成了腐败温床。一些退休官员贪恋权力，在隐性的权力磁场里继续呼风唤雨，甚至利用权力期权大搞腐败。退休官员当会长未必就腐败。不过，如果像吕祖善一样做做讲解员，既丰富他人又提升自己，显然更有社会意义。如果越来越多的退休官员从事公益事业，显然更值得期待和开心。

小蒋随想：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退休时说过一番话：在我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态，无论是官方的、半官方的、还是群众性团体，都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希望你们完全把我忘记。这种告别，令许多人感慨不已。当然，人都有选择权，但选择不是无边界的。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退下来的干部希望发挥余热可以理解。但是，余热释放不能以“公权私用”为代价，更不能异变为权与钱的牵线人。这也给权力监督提了个醒——退休不是监督的终点，尤其是面对期权腐败多发，退休后在“类公性”协会大肆敛财者，理当出台可持续的监管机制。群众希望党员干部退休后多从事公益事业，这也是真正延续“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