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1+1：地方最低工资上调背后的喜与忧

开栏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

干部“瞪眼说瞎话”还有多少深层危害

背景：称“地下水红色并不代表不合格”的河北沧县“红豆局长”被免职了，此前，工程院院士痛斥其“瞪着眼说瞎话”。

京华时报发表刘志权的文章：一个区区局长的倒台，难以遏制官员“瞪眼说瞎话”的歪风。今年2月的“学酒哥”闹剧，之所以引发关注，也是因为拿红酒瓶当“学习红酒知识的道具”的说辞太不靠谱。但是，症状轻微的官场瞎话就较为普遍而安全了。譬如同在2月曾经引发热议的三亚旅客袭警事件中，网民的持续质疑，说明执法机关公信力亟待提升。而最近，在河南中牟的碾轧事件中，地方政府在事发20多小时后便宣布，这是一起“意外事件”。而同样的结论，也非常“巧合”地出现在同期湖北巴东、四川西昌的碾轧事件中。无论是三亚袭警事件中，警方选择性公布视频，抑或中牟碾轧事件，政府宣布“意外事件”，都已经被证明是表达得比较“艺术”的“瞎话”，但是，很少需要个人为之买单。在另一些情况中，调查结论也许是真实的，但由于调查过程的仓促，以及细节的不公开，从而成为民众眼中的“疑似”瞎话。上述现象蔓延的结果，是既带坏了官场风气，也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小蒋随想：有些话之所以引发众怒，是因为明摆着在侮辱公众智商。毫无可信度的信口雌黄，一方面是因为仓促瞎编漏洞百出，另一方面则是谎言永远是谎言——假的真不了。瞎话不时从某些官员的口中冒出，不只是官员个人的问题，而是影响行政部门的声誉和公信力。即便免除说瞎话官员的职务，也未必能消除后续的负面影响。因为，公众担心“染缸效应”导致某些部门具有不良氛围的传承。而某些免职事后也被证实，不过是为了暂时平息事态，涉事干部过段时间又悄然带病复出令群众既气愤又无奈，问责流于形式也使后来者有恃无恐。干部“猛语”还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危害是一些地方的环境污染日益加剧、三公开销居高不下、行政失职与渎职并不鲜见。出于利益驱动与官商勾结，某些地方管理者甚至为不法商人撑腰，损害百姓的合法权益。说到底，问题的核心还是整顿吏治、依法限权，使干部的行为与言论被置于监督的笼子里。

地方最低工资上调背后的喜与忧

背景：4月以来，上海、山西等地先后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目前，全国已有上海、广东、天津、浙江、北京、山东、山西、河南、江西、广西、甘肃、陕西、贵州等13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其中，上海市以1620元/月领跑全国，江西省上调幅度最高，达到41.4%。

华商报发表张燕的文章：各地连续上调最低工资，当然是好事情，也是各地应对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和物价上涨的必然举措。但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象征意义其实要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大部分劳动者的收入，都是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要保障劳动者权益，最根本的是要赋予其议价能力，做实工资协商制度。尽管收入分配改革的纲领性意见于年初出台，但酝酿多年的工资条例依旧不见踪影，这不能不说是遗憾。根据之前的消息，工资协商制度、同工同酬等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条款，被写进了工资条例。这些条款非常重要，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对于提高一线劳动者收入，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显然是必要且有实际作用的。但工资协商制度、同工同酬等问题，不仅仅是工种问题，社会分工问题，更是权力分配，权利多少问题。做实工资协商制度、同工同酬，关键是要赋权于一线劳动者。务实地看，有妥协地出台和有妥协地施行工资协商，是现实的选择，哪怕只是微小的进步，比仅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进步更大。应该充分意识到，涉及到分配问题的工资协商制度，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大部分一线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或许是个难以立刻缓解的事实，但我们可以做的是，尽早出台工资条例等保障劳动者收入、分配、权益的法规，然后逐步落实。

小蒋随想：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不标准，有的地方的最低工资是包括保险的，还有一些地方是扣除保险后的，算法上的不同使得劳动者拿到手的“净工资”很不一样。最低工资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某些企业自认为低工资“合法”——只要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者就没话说，企业摆出一副“不满意就走人”的架势。本应是托底性的工资标准异变为某些企业的工资上限，必须给予警惕与思索。近些年，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外资公司也成立了工会组织，但工资集体协商与议价的开展并不顺利。究其原因，企业工会缺少强有力的后盾支撑，劳动法中的罢工权更多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被遏制，工会作用被削弱，维权效果被打折。值得注意的是，用工荒成为这几年的另一大社会热点，这被解释为人口红利减少，劳动者博弈能力在提升。或许，有关方面应抓住这一时机，在法律与机制层面为劳动者的维权与诉求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