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锡永,平头老百姓一个,却先后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副司长、副部长级巡视员身份活跃在湖南、云南等4个省,享受高规格接待,并被多地聘为顾问。(《京华时报》)
许多人在第一时间联想到著名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但实际上,两者间截然不同。俄式的“钦差大臣”闹剧在本质上是一场误会,即确实有“钦差大臣”因公而来,只是地方官员出于刻意要讨好“钦差大臣”以隐瞒自己恶行的原因,错将其他人当作了暗访的“钦差大臣”而已。赵锡永则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赵锡永活跃在许多地方并享受高规格接待,那些地方官员积极以高规格接待他,彼此间奉行的都是“潜规则”,彼此间追求的都是蝇营狗苟。
假设行政运行规范、一应之公共行为都有序,国务院官员来到地方公干必须有相应手续,否则是违规行为,地方就不应、不能组织接待。赵锡永能活跃四省,他果真只是主要依靠着巧舌如簧吗?当然不是。他主要依靠的是行政运行不规范、公共行为无序。因此,才无论有相应手续否,但凡能巧舌如簧,假官员赵锡永就“大嘴吃四方”。
于是有一个问题浮出水面:多少真官员也如赵锡永一般在正常的公务行为之外游走四方、“打秋风”?
赵锡永能活跃在许多地方,本身说明其行为是切合某种官场生态的。其特点是:行为本身无公共意义而言;种种龌龊之事在私相勾兑中展开;下一层级“孝敬”上一层级,上一层级待价而沽。于后一点上,下一层级必然将“孝敬”做实,上一层级却未必会兑现酒宴间的承诺。既然是公务接待,反正是纳税人买单,上一层级原本没有兑现空头许诺的义务,而下一层级也不以白白“孝敬”为念,说怨恨,也只会怨恨“孝敬”的程度不够,没有尽上级之欢。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所以在一些参与接待的人看来,赵锡永甚至是有一定水平的。当赵锡永被明确为假官员,所有人都看到了一个个人、一幕幕景的可笑。然而,如果赵锡永是真官员呢?种种私相勾兑的行为就突然变得有公共意义了吗?显然,还是没有。
所以,我们从公共角度谈论这件事,核心并不在于赵锡永有多能骗、本件事有多么可笑,而在于行政运行何等不规范、公共行为何等无序、一些官员挥霍公款何等随意。不能杜绝后者,单揪出赵锡永来,明确其假官员身份,剥夺他参与私自勾兑的机会,几乎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且东窗事发后,涉事的地方政府、企业都纷纷表示没受骗,如此“损失小小的”也令人怀疑究竟是都没有受骗,还是不敢承认受了骗?如果是不敢承认,那不可能是为了保护赵锡永,而是为了保护参与其中的官员们,为了保护某种官场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