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让群体间的议政地位不断趋向平衡

□ 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

日前，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正式对外公布。2987名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401名，占代表总数13.42%，提高了5.18个百分点，农民工代表数量大幅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1042名，占34.88%，降低了6.93个百分点。

提高工农代表比例，降低官员代表比例，是近年来人大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在十八大报告关于人大制度改革的内容里亦有着重强调。本次人大代表比例上的调整，是对这一方向的进一步明确和坚定。

之所以调整代表比例，在于现有代表结构存在一定问题。这些年来，外界关注官员代表过多，人大方面也持以同样的关注，通过一些调整步骤的实行，问题正得到逐步改善。同时也要看到，当下代表比例结构，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结果，官员占比过大，只是一个方面。

不同时期，各界代表比例都会有所不同。从代表比例分配，可以一定程度地推知特定时期的国家政治倾向。例如，曾有过一段时间，知识分子在人大代表中的占比很受重视，另外，我们还关注过大学生、企业家比例的扩大。经由这些关注和比例的扩大，其实也为今日的代表占比奠定了“基础”。不难看出，这几种人群类别的扩大，或多或少都有精英化倾向。而官员、技术专家、商界领袖等精英群体代表比上升相对应的，则是人大代表草根性的下降。从这个角度来说，强调扩大工农代表比例，是要找回沉默的草根的声音。

加大工农代表占比，既是对工农群体议政地位的提升，也包含着与之相关的表达权、分配博弈权。操作层面上，比例加大只是人大制度改革的一部分，甚至说第一步。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发挥工农代表的作用，让他们能切实为其所代表的群体表达立场，并推动各项权利的落地。事实上，具体到如何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其对象就不止是工人、农民这两个群体，而应指向整个人大职能的改进和完善。

更进一步来看，过去的几十年发展，带来的是贫富差距的拉大，不同阶层及其利益的分化，工农群体和其他底层群体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的情况是存在的，从民间发出的声音来看，工农群众也焦虑于政治地位、政治话语权的下降。在参政议政上，它体现为代表比例的下滑；在社会权利的保障上，它体现为财产权、教育权、居住权、医疗权等权利的受损；在公共决策中，它体现为群体性的博弈“缺失”，在与己相关的事项上，他们参与的渠道和数量都不够充分。

在具体公共事件中，各种力量的失衡，往往以个人情绪的形式集中“爆发”，它既可以被理解为群体性失落所致的“触底反弹”，也可以被视为社会亟须解决的“病症”。而这些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创造一个怎样的博弈平台，让底层群体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主张自己的权利。

工人农民人大代表比例上升，作为关注底层的一个方面，有其积极意义，同时，也要通过不同途径，促进不同阶层权力分配的平衡，从而使各阶层、各群体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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