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公众的理性自觉是禁放的底色

很多市民都有一种直觉，这个年过得不太闹，比往年“清减”了许多，很多人都自觉选择了不放炮或少放炮。

新京报的节后调查显示，70.1%的受访者表示今年燃放爆竹“比往年少”，至于原因，76.4%的受访者选择了“怕污染环境”。而在节前的调查中，可能因为污染环境而放弃燃放的比例是71.4%。

来自北京市政府烟花办的数据也佐证了民众的这种自觉，截至除夕当天，北京市今年春节共销售26万余箱烟花爆竹，比去年下降了37%。除夕夜至大年初一9时，清扫烟花爆竹残屑也比2012年同期减少155.61吨，达10%。

这些直觉和数据，共同构成了时下大城市中民众燃放烟花爆竹的一个清晰图谱。即，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同不放或少放，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树立起共同呵护环境的理性自觉。而公众的理性自觉正是禁放的浓重底色。

这种理性自觉来之不易。多年来，政府决策与民意诉求一直在“禁”、“放”之间胶着，无论是“传统年味儿”的支持理由，还是“污染环境”的批评指责，都有道理，却也都各执一词，缺乏一个共同的认知背景。也因此，体现在公众舆论上，往往此消彼长、此起彼伏。

即便是罕见的雾霾天气，促使越来越多的公众认同“禁放”——此前的京报调查即显示，82.1%的受访者支持政府将“禁放烟花”写入应急预案，雾霾天强制执行，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意见对政府干预燃放持保留意见。可见，一旦缺乏了民意自觉，哪怕是面对一种相对普遍的社会诉求，政府干预也应该保持足够的谨慎。

因此，与政府动用行政强力“禁放”相比，来自民众的理性自觉愈发显得弥足珍贵。一方面，民众自觉地不放或少放，不仅可以省去政府因为禁放而支付的大笔行政成本，实际效果也要好得多；另一方面，民众在“禁放”中生长起来的环境理性，有可能波及到其他公共领域，从而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建设的公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