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人文关怀正能量，从“打工春晚”开始

以工友们生活为题材的“第二届打工春晚”，昨日在团中央礼堂举行。“小崔，我的老乡！”当崔永元身着中山装走上舞台时，台下来自河北的空调工人胡占军从座位上腾起，铆足劲儿给崔永元鼓掌。据了解，这已是崔永元第二次主持“打工春晚”了。（新京报1月27日）

打工春晚，顾名思义是面向打工者的春晚，而“打工者”在很大程度上剥离于“正规工人”之外，打工者中的绝大部分无疑是具有双重身份的农民工。专门面向那些离乡背井、从事艰辛工作却待遇不高的外来务工人员办一场“打工者的春晚”，寒冬也释放出浓浓暖意。作为第二次主持“打工春晚”的崔永元，无疑是领衔这场“向打工者传递人文关怀”活动的正能量。还记得去年夏天“7?21”北京暴雨过后，崔永元请暴雨中救人的农民工吃饭所形成的正能量，至今仍旧散发着余温。

打工者、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都是指进城务工的农民兄弟。众所周知，作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方式，进城务工对于城市建设和农村发展都有着积极作用。但现实多有缺憾，进城务工劳动者受到的待遇，与其推动城市发展所做的贡献，显然过于不对等。不只是同工不同酬，甚至他们从事着最艰苦危险的工作，得到的报酬和受到的待遇依旧令人心酸。作为城市就业体系的边缘人，他们的“工作”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一种糊口手段。城乡二元化背景下的身份歧视，很大程度上注定了他们在城市生活工作中的边缘化窘境。

外来务工人员所处的弱势地位，反映在他们在城市生活工作中的举步维艰。且不讲应得的福利待遇打了水漂，即便是最基本的工作酬劳也经常以各种借口被拖欠。岁末花样繁多的“讨薪秀”一再上演，背后无不凸显出农民工所处的权利困境。务工市场不成熟，公共部门监管不到位，再加上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狭仄和法规制度不健全留下的漏洞，一定程度上使得“欠薪”成为农民工的“心腹大患”。即便日常生活中的城市公共资源，也在傲慢排斥农民工，比如春运火车票订购过程中反复上演的“罗生门”，比如农民工乘公交车因为衣服不干净，或被人斥责扔行李，或自己“怕弄脏了座位”不敢坐，这些都反映出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夹层困境。

农民工所处困境一定程度上是当下社会阶层隔膜的现实映射。城乡夹层中的农民工需要物质福利，更需要情感沟通和人文关怀，这不仅仅包括打工薪酬按时足额发放在内的物质保障，给一颗颗远离家园的寂寥悲苦之心些许温情更加重要。哪怕是一场在别人眼中看似微不足道的“打工春晚”，也可以让他们漂泊无依的心感受到极大的慰藉。去年7.21北京暴雨过后崔永元请救人的农民工吃饭，中国青年报刊文指出，不妨以请农民工吃顿饭为契机，着手化解社会各阶层间的封闭断裂，开展一场阶层融合行动。这显然有助于打破当下社会阶层封闭的不健康状态。

农民工的困境，表面上看是身份困境，实际上是公平正义规则不健全且运转不灵状态下的权利困境。解决这一难题，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和智慧，更是脚踏实地的行动。作为当前中国最显著的特色之一，不妨从新型城镇化中找到一条渠道。虽说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但这种城镇化很大程度上是“低质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权利城镇化显然出现了脱钩，其中最有力的明证是进城务工人员虽然被计算在“城镇化率”当中，但他们的“城镇化”，显然只是“人身城镇化”，在“权利福利城镇化”方面仍旧被屏蔽出城市之外。这也凸显出今后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任务之艰巨。

虽说农民工的弱势困境逐渐受到重视，政府加大“欠薪”治理力度，“恶意欠薪入刑”也有了司法解释，也出现“请吃饭”和“打工春晚”之类的人文关怀，但这些对于解决农民工弱势困境还远远不够。从根本上讲，只有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农民工的弱势困境才能得以消除。这就需要建立健全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社会公平保障机制，在发展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逐步改革户籍制度，打破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待遇“差序格局”，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公共资源均等化分配，进而从根本上消除造成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身份困境”的土壤。让改革红利更公平地落到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身上，同样是绘制“美丽中国”画卷中不可缺少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