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官员能像平常人一样说话吗

　　●社会生活中的沟通不良，有时是场合意识和权限问题，有时确实是习惯性思维。

　　●人跟人的交流，简单来说就是将心比心，跟年轻人打交道尤其如此。

　　●主持人：本报记者 柳森

　　●嘉 宾：王泠一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民生发展报告》主编）

　　解放观点：日前，《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出征集 “你最反感的官话套话”的倡议。此后的短短数天内，该话题受到各类媒体、不同人群的热议。其公众参与度之高，令编辑直呼 “没想到”。事实上，人们对于此类议题并不陌生，为何此次一经提出，还是能打开大家的话匣子，纷纷觉得有话想说？

　　王泠一：这次讨论能受到那么多读者、观众、听众的关注和欢迎，关键是议题设置者敏锐地把握到了当下人们的关切。

　　前不久，中央为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提出新的八项规定。此后，各地各类媒体，从传统媒体到新兴媒体，纷纷以具体举措改进报道方式，以期适应社会生活中广泛发生着的新变化。央视一套推出俏皮卖萌的卡通形象 “C先生”，导视风格更国际化，希望频道形象更年轻。一段时间以来， 《新闻联播》连续在靠前甚至头条位置报道 “航母Style”、关注各地雾霾和空气质量，多次使用 “接地气”的话语，都在第一时间被网友迅速捕捉到并口口相传。这些现象，让很多人感到一股清新之风迎面而来，也为类似 “你最反感的官话套话”这样的征集倡议奠定了非常好的舆论基础。当然，新风之下，未来如何进一步改进我们的表达方式，仍需要持久的努力和扎实的工作。

　　解放观点：从这次意见征集在公众中引发的反响可以看出，大家对官话套话意见很大。“官话风行”和公众反感 “官话”之间，是不是一对注定不可调和的矛盾？

　　王泠一： “官话”其实是自上而下的管理语言，有相应的合理性。在我们生活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门卫、保安、交警等由于职务工作所需，都讲 “官话”。而公众在社会生活中，更需要的是服务。有时是普遍性的公共服务，更多是应急性的个性服务。在正式工作场合不失合理的“官话”，在应对 “应急性的个性服务”时最容易产生矛盾；过时的 “官话”，则在应对 “普遍性的公共服务”时很容易激化矛盾。

　　但是，官员真的不会像平常人一样说话吗？很多人的回答，估计都会是 “其实不然”。我接触的官员都很正常，俏皮话也不少。他们也熟悉网络，明白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只是现在官员太忙，公务活动太多。如果一天接待多批不同收入层次和不同诉求的群众，又快节奏地换场合说话或答辩，是会出现话语 “自动转换”系统 “疲劳性失灵”的情况，这就很容易给静心观察者留下 “分裂”的印象。

　　解放观点：这种看似技术性问题的 “分裂”，为何长久以来终被视为 “我们这个社会久治不愈的顽症”？它对于促进多元社会各层面成员之间的交流，是不是一种硬伤？

　　王泠一：说到社会生活中的沟通不良，有时是场合意识和权限问题，有时确实是习惯性思维。如公众最近对于南方严寒发出取暖呼声时，如果官员抛出 “节能降耗”论就很难过关。因为现在的公众也越来越懂环保理论，明白并认同城市能耗指标的重要性，但技术进步、制度安排和群策群力是可以战胜 “习惯性思维”的。这种“分裂”，在特定条件下当然会是社会不同成员交流中的硬伤。

　　解放观点：您上一次感受到这种话语转换过程中的 “脱节”，是在什么场合？能为我们试举一例么？

　　王泠一：两年前，上海中心城区的一个饭店计划改建为社区文化中心，面积将从原来的300平方米，扩大到近3000平方米的3个楼面。一开始，社区文教干部认为应该全部打造成为文化活动场所，因为这里是高档社区，而且参加座谈会的群众也一致认为文化就是社区 “第一品位”。

　　但这时，现已退休的社区党工委老书记却坚持要将一楼办成标准化菜场，因为中心城区另找地方开办菜场很难，该地区也急需这样的配套设施。他认为，更多没来开座谈会的群众是天天要买菜的，社区文艺骨干也许是与会者中的绝大多数，但很可能只是群众中的少数。当时，作为项目功能定位咨询专家，我说服了社区文教干部接受老书记的方案：一楼为菜场，二、三楼为文艺场所。

　　类似这样的例子，时时刻刻可能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上演。它揭示了沟通的重要性，也提示我们：不能 “想当然地”去改进沟通的方式。上述例子中的老书记不会上网，用如今的眼光来看，或许就会觉得他很可能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但是他喜欢串门，习惯在大街上和群众聊天。

　　解放观点：换言之，说不说大白话，上不上网，其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王泠一：对。包括话语系统是不是完全一致也未必是问题的关键，毕竟要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彼此大多也听得懂各自的话语系统。关键是是否耐心聆听、平等对话、及时反馈、注意语境。暂时的表达能力不足没关系，群众是讲道理的。难点就是把握 “语气”、 “语境”，否则有道理也会被认为 “态度强硬”。

　　因为要观察民生，我有很多 “基层交流者”。2010年，我送了两张世博会门票给小区门口相识已久的生活物资回收员夫妇，因为听他们说“门票很贵”。我说自己正在研究城市垃圾分类，但看不懂那些示范，而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请他们帮忙去看一下 “台北馆”。这对安徽籍夫妇在上海已经打拼了10年， “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看世博会”。但他们终究还是没有去，思想斗争很久让老家的两个孩子去参观了。孩子们暑假里来上海时，给我带了两只自家山坡上养大的母鸡。

　　所以，人跟人的交流，简单来说就是将心比心，跟年轻人打交道尤其如此。能不能理解年轻人的思维和语言状态当然很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能让年轻人明白我们的思维和语言。我有过和小学生一起学习十八大精神的经历。我的感受是，和小朋友、年轻人保持友好关系的关键，是不回避他们的问题。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要及时反馈，如果不能马上回答，就得有答复的时间表。

　　“80后”、 “90后”和其父辈在传统美德的认知方面还是相连的，但在追求幸福、追求认同、追求自由、追求成功方面显得比较急迫。他们和父辈最大的不同，就是词汇网络化、信息碎片化、情感 “微薄”化。纤细、敏锐、对时尚能够见微知著，是他们的强项，但还不够深厚，经不起推敲。

　　解放观点：如果现在有一位领导干部想 “改进表达”、 “跟上时代的节拍”，希望能更多了解年轻人的表达方式，您会如何建议呢？

　　王泠一：首先，和自己的子女甚至第三代多交流、多倾听；其次，与不同社会地位和系统的年轻人保持一定频率的往来；第三，自己上网而不是看网情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