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为“黑票点”喊冤的迂回表达

　　帮农民工网购火车票，每张收取10元手续费，广东佛山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妻因做代购车票的生意，1月13日，被警方刑拘。不少外来务工人员为该夫妻喊冤，甚至心怀感激。据介绍，这是广铁警方今年在粤查获的最大“黑票点”。（1月15日《羊城晚报》）

　　代买车票，结果因此获罪，落下个“黑票点”罪名，“无辜中枪”还是罪有应得？警方执法态度和舆论表情，似有分歧：该夫妻遭刑拘，不少网民或打抱不平，或感到惋惜。

　　严格来讲，该夫妻的“代购”行径，或难辞罪责：他们私设代售点，且“中介性”收费超出“每张手续费5元”的刚性标准。刑法中明文规定，只要具备变相加价倒卖车票的行为，并符合票面价值5000元以上，或非法获利超过2000元的要求，就构成“倒卖车票情节严重”。从法理上讲，对他们处以刑罚，也许并无不妥。

　　可“黑票点”帽子一扣，就引来许多网民叫冤，个中缘由，委实值得细究。许多农民工的说法，很能说明问题：“他们又没漫天要价，10元钱手续费买到票已经很好了”“就算我们有时间，一来一回去火车站买，花费也不止10元，还不一定买得到”……言下之意，帮忙订票收10元钱，给他们带来了便利，成本也在其可接受范围内。

　　农民工为这对夫妻喊冤，甚至还很感激，原因不难想见：对他们而言，春节时返乡之路，总被“一票难求”拉长；“买票难”的现实苦楚，也会浓缩为一段乡愁。有时为了一张票，他们起早排队，却未必能偿愿；找“黄牛党”，就得多掏上百元的“要价”。

　　尤其是在铁道部发布了新规“互联网购票和电话订票的预售期，优先于窗口购票”的情境下，不懂上网、信息接受滞后，更是成为农民工群体买票的掣肘。2012年初，一农民工致信铁道部，反映自身的“买票遭遇”——“四次跑到火车站，甚至通宵排队，却一再被告知，票在网上被抢光了”，就引起舆论热议。网络购票风行，对农民工“买票困境”的加剧，也备受社会关注。

　　加收10元帮订车票，在警方看来，是倒卖投机；可在民工眼里，这却是“雪中送炭”。二者的歧异，实则是情与法的纠结。但这般碰撞，未必就是“死结”：正义并非对法律的粗糙理解和僵化践履，它也应虑及民众的情感接受。网络售票的开放性，本就给代购留下空间：对于代买车票酌情收少量“劳务费”的行为，该怎么评判，考量着执法灵活性。打击“黄牛”是必要的，但对“便民性”、中介服务式的代购车票行为，不宜举起大棒。

　　说到底，民工为“黑票点”喊冤，更是迂回的诉求表达——纾解“买票难”，既然没法靠无偿的爱心馈赠，总该有制度设计层面的“关怀输送”吧！佘宗明

(来源: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