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治雾霾不能只靠速效救心丸

　　雾霾今年来得更为猛烈，各地各式各样的阵前“应急方案”也层出不穷。例如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责任分解表》。广受关注的“公务用车带头停驶”就明文指定由交管局负责实施，对经信委的要求则是协调落实重污染工业企业污染减排措施。住建委负责督促施工单位控制扬尘乃至责令停止土石方作业。同样，此次雾霾指数最严重的石家庄也制定了9条对策，和北京一样也要求30%公车停驶，加大公交运力，治理污染企业等等。

　　各个城市的对策大致类似，这也说明地方政府已经看到了问题所在。只是这些政策大多没有新意，仅仅只是临时措施，等待天气好转大可好了伤疤忘了疼。因为，表面上看这些政策力度很大，都有具体负责单位，甚至如北京把停驶的公车牌照还输入了交管局数据库，以便精确打击，但实际上并不能治本。譬如上述新闻中所列举的三条：交管局是启动不了公车改革的；经信委对节能减排、转变增长方式也是力不从心；住建委可以让一些工地暂时停工，但是对房地产拉动的城市无序扩张却毫无霹雳手段。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在治理雾霾方面还没有长效、有针对性的应对。每到大敌当前才急着成立“指挥部”、“办公室”，显得孔武有力，其实外强中干。对付雾霾，仅靠行政手段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法治手段和科学手段。不少专家近来呼吁尽快出台我国的“清洁空气法案”。因为，几十年前英美等国针对雾霾天气，相继出台《空气污染控制法》、《清洁空气法》、《空气质量法》等等一系列法案，此后经过多次修订完善，不仅明确了全国境内空气中主要污染物最大含量标准，还对政府达标设定了明确期限，对各行业的责任进行了分解和明确。如今每隔5年还要复审，加强条例。治理雾霾必须做到有法可依。

　　另外，光靠官员治污不行，要请出科学家。例如为了治理空气颗粒物，美国启动了长达16年的“哈佛六城市研究”。虽然耗资不菲，但研究结果物有所值。再譬如德国和俄罗斯，近年经过新能源的推广和知识产业的转型，空气污染大为改善。还有，城市化是否只能复制纽约香港模式？看着千篇一律的中国城市，也许我们忘了环境和人类和谐共生的都市大有人在。

　　吃点速效救心丸也许是无奈之举，但清洁的环境还是需要日常的保护和监管。按中医的话说，要阴阳平衡、自然和谐。毕竟“战时状态”只能治理一时，科学发展才能治理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