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武汉大学证实教授邓鹤翔生于1985年4月，不久前被引入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或是该校最年轻教授。化学学院称学校没有破格，而是根据学术成果及人才引进办法，评其为正教授。邓鹤翔复旦毕业后出国留学，曾在《自然》《科学》发表3篇论文。
看看邓鹤翔的简历，或许会明白他为何会被众多网友羡慕甚至“膜拜”：2007年复旦大学本科毕业，2011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取得化学博士学位，先后在该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曾三次参与完成美国能源部重大项目，两度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科学》发表文章。
从中不难看出，“海归”成为邓鹤翔目前人生传奇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亮点。而在目前全国80后的年轻教授中，“海归”几乎是共同的“标签”。比如，活跃在武汉高校的80后教授多有海归背景，且多从事自然科学领域研究。
“其实，在国外，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拥有自己的团队，并且独立开展科研工作，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出生于1980年2月，32岁时就已经是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夏帆说，他们这一批年轻的教授，多数在国外求学或者工作时就已经在各自研究的学术领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而且在团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详细】
这其实是个由来已久的疑问。临终前曾留下“中国大学为何培养不出大师”之问的钱学森先生，差不多30年前就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在中国要想突破论资排辈真难！”
这两种疑问与其说是一种历史性的递进，不如说后者已经为前者提供了答案。在这个背景下，再来观察80后海归学者现象，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找到答案。有网友在新闻的跟帖中说，在中国你得花30%的精力去对付人际关系，30%精力去弄资金，剩下的40%的精力才拿去搞科研，就算等你真的想搞科研了，你的精力也完了。此话虽有调侃味道，却揭示了一种深刻的现实。
“让学术的归学术”，是邓鹤翔们成长所必须具备的氛围。而目前由行政部门主导的高校评价体系，重教授、院士数量，轻具体学术成果，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没有相应的学术机制调整，引进年轻教授如果纯粹只是学校的功利性之为，则极易导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悲剧。这方面，海归教授的重新出走并不是没有先例。【详细】
绝对的年龄优势、算得上英俊的相貌、漂亮得几乎找不出一丝瑕疵的履历，让网友们高呼“羡慕嫉妒恨”，让一些苦苦奋斗的凡夫俗子心中着实五味杂陈。有人调侃说，“学霸也可以高富帅”“聪明未必绝顶”，还有人自嘲说“同是85后，我博士还没毕业呢”。是的，在“80后甚至90后年轻官二代身居高位”等新闻让人愤愤不平的同时，“教授”——这一公认需要学识和时间积淀才能产生的尊称，也在逐渐打破人们的定式思维。不秃顶、不憔悴，这似乎不符合苦苦熬到教授的外在形象标准。
如果审视这类“天才少年”近乎完美的履历，除了不可多得的机遇，我们还能看见那一步一个脚印的一丝不苟。同样起点、同等时间，为何他们就能实现一步步的飞跃，达到常人不可企及之处?我们容易看见的是光环和成就，容易忽略的是背后的辛劳和痛楚。但也正因为这光环太耀眼，有好事者或许就能总结出这非凡成功背后的“秘密”:海归背景、国际前沿的研究领域、千人计划项目，似乎只要具备了这些元素，即使不成为天才少年，也难保不成为象牙塔里冉冉升起的新星。【详细】
从某个角度讲，教授“年轻化”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鲜活例证——让年轻人有更好的发展平台，给学术界带来更多的“气血”和“闯劲”，更有利于打破现行高校人才晋升“论资排辈”的宿弊。对于这样的改革，只要这些年轻人的学术成就过硬，符合高校人才引进与职称评定的政策和规定，就应该肯定。退一步讲，这样敢为人先的改革，即使有试错的可能，也有尝试的价值。
当然，教授“年轻化”在操作中着实须谨慎。教授是教学岗位，不是研究员的科研岗位。因此，如果没有教学经验，没有带过学生，甚至还没有获得国家法定的教师资格证，就被直接破格评定为教授，则有些不妥。笔者看来，一个既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又能鼓励培养年轻人才的妥当办法，是给他们评定为相当于正教授职称的研究员。在人才引进上，这是一个能兼顾“改革创新”与“尊重规则”的方法，去年中南大学破格聘请破解国际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的大四学生刘路为教授级研究员，就是一个好例子。【详细】
大学之大在大师，在高等教育改革和科研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今天，高校教授队伍年轻化正成为一种趋势。人们对年轻的邓鹤翔们表达羡慕和敬意，并不纯粹是止于年轻人的奇迹，而更寄托了一种对“不唯年龄，只论成果”的优良用人、育人机制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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