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一则有关《揭阳“官二代”27岁任副县长，父子同为领导》报道引发各方热议。次日晚，揭阳市组织部通报：江中咏的任职违反了相关规定，决定撤销江中咏揭东县副县长、揭东区副区长的任命决定。[详细]
就广东揭阳对这次媒体广为关注的“副县长父传子”一事的处理结果来看，在近几年“火箭提拔”案例中是调查速度最快、处理结果公布最迅速的一个案例，无疑为以后相关案例的处理提供一个政府积极应对的样本。
从另一方面来看，江中咏担任副县长早在2011年11月，至今已一年有余，如果没有媒体和网民的介入，有关部门能不能对其违规任用的情况予以纠正？一个48小时之内就能调查清楚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在任职前就调查明白，为什么非要到公众广泛关注后才能纠正？
湖南湘潭“火箭提拔”的27岁副县长徐韬刚被提名免职，湖南耒阳80后女副市长、广东揭阳27岁副县长又进入公众视野，受到舆论质疑。接连出现的“火箭提拔”事件，尤其是有关地方先回绝质疑、后纠正错误的行为，给干部选拔任用特别是“破格”任用青年干部工作造成不利影响。
“德才兼备”是党和政府对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总体要求。然而，从信息公开角度而言，即使有关部门对被“破格”者的德、才情况作出详细评价，广大干部群众一时也无法弄清真伪，但对“破格”程序是否“合法”，公众还是能够鉴别的。程序事关实体。在实体无法鉴别的情况下，把程序问题搞清楚，就成了公众最大的愿望。
纵观这些“火箭提拔”的年轻官员，舆论关注点看似在于年龄，实则在于被“破格”任用者的资质。如果当事地方有关部门能够有理有据地把资质问题说清楚，事件就不会持续发酵，以致形成不良影响。【详细】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干部年轻化的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重要方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干部年轻化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选择，且始终是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之一。
在干部年轻化高知化的趋势下，一些地方在理解干部年轻上存在着一定误区，更有少数地方以干部年轻化为幌子行暗箱操作之实。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查到，第三条规定，其中有一句话为“应当注重选拔任用优秀年轻干部”。然而，如何证明其“优秀”却尚无明确的衡量标准。公众对于年轻干部提拔的“公正性焦虑”背后是没有一套干部任用的公开透明且让人信服的规则。
据媒体报道，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对于考公务员的人的年龄有限制，考公务员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在“年轻”方面已经达到了我国干部年轻化的要求，没有必要在任用提拔方面再次强调年轻化。总是用“破格”的借口，对其他公务员不公平。
官员子女作为公民一分子，有选择从政的权利。然而这些事实展现了一个危险的倾向——基层权力的家族化。
一些官员子女及亲属的升迁路径，总是每隔一年半载甚至三五个月就转岗与升迁，每个岗位都是蜻蜓点水，他们能够做出什么业绩政绩？就算是在程序上，说来也是“瑕疵”百出。
按照《公务员法》，我国县乡一把手都自外派来，但政治家族却织成了一张网，结果就是人们说的“过江龙”斗不过“地头蛇”，其实质是基层社会治理陷入混乱或受到梗阻。
“权力世袭”之风必须得到彻底的遏制。不能全靠网络监督倒逼地方政府去核查那些不符合程序的干部提拔，体制内的监督更要发挥其真正的效力。如若监管的缺失使人民群众有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发问，那无疑则是历史的倒退，是国家民族的灾难。【详细】
针对年轻干部选用，总会在一些网民中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习惯性质疑”。没有习惯性的信息公开，就有习惯性的质疑。一些地方政府似乎还没有认识到信息公开的重要性，所以“选择性公开”，或“应急式公开”，便成为一种常态。
网民质疑实质上是对社会公平正义、信息公开透明的一种渴求。干部选任事宜属于公共信息，涉及权力的规范和公共管理，也与公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公众享有监督和质疑的权利。
对干部年轻化习惯性质疑，深层次折射出公众对社会流动不畅的焦虑。在不透明环境中，平民中的一些实力人才，因为没关系、没背景就得不到合适的上升流动和空间。社会流动将会更艰难，易激起社会的“仇官心理”。
严格选拔程序，细化选拔标准，完善考评机制，加强内部监督，注重外部监督，把选拔过程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之路才能畅通无阻。【详细】
将被“火箭提拔”干部中存在的违规行为告知于公众仅仅是迈出的一小步，拔出萝卜还应带出泥，究竟是哪些部门、哪些人员在违法违规提拔中起到了助推作用应悉数问责。同时，组织人事部门要从这一起起“火箭提拔”干部出现的偏差中吸取教训，及时修补制度漏洞，杜绝此类事件的翻版一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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