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這是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思想寶庫。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我們一定要重視歷史文化保護傳承，保護好中華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脈。”敬畏歷史、敬畏文化，豐富全社會歷史文化滋養，需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加強歷史研究、考古研究、古籍研究等方面工作。今天刊發的3篇文章，圍繞這一主題進行闡述。

——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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賡續中華文脈 助力民族復興

深刻認識古籍事業發展的意義和機遇（學術圓桌）

郝 平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擁有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獻典籍。這些古籍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是我們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深入挖掘古籍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范，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進一步明確了新時代古籍工作的發展方向，為我們完善古籍工作體系、提升古籍工作質量、加快古籍資源轉化利用提供了根本遵循。

古籍是中華文明的瑰寶，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中華民族歷來重視文化傳承，講求“藏諸名山，傳之其人”。所謂“義理、考據、辭章”之學，既是學術方法，也是對古籍工作的經驗總結。通過對歷代典籍的收藏、整理、研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涌現出了許多學問家、思想家。中國歷朝歷代都提倡“盛世修典”，《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都是由國家主導、影響深遠的文化工程。我們黨高度重視古籍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推動了點校“二十四史”等一系列古籍保護、整理與研究、利用工程，建立了一批專業的古籍出版機構，取得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成就。1981年，黨中央專門下發《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明確和加強了黨對古籍工作的領導。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古籍工作給予高度重視和悉心指導。僅以北京大學為例，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給考古文博學院2009級本科團支部全體同學回信﹔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探望哲學家湯一介先生，了解《儒藏》編纂進展情況﹔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與人文學科的多位學者親切交流，與曾翻譯《論語》《孫子兵法》等古籍的美籍漢學大師安樂哲教授交談，希望他更多向國外介紹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習近平總書記的諄諄教誨和殷殷囑托，不僅為北京大學做好古籍工作提供了不竭動力，也為相關高校共同做好古籍保護、整理、出版等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

高校是知識傳承創新的殿堂和涵養精神文化的家園，也是推動古籍事業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比如，歷史學家、文獻學家鄧廣銘先生，提出以年代、地理、職官、目錄作為歷史研究的“四把鑰匙”，對古籍工作影響深遠﹔北大很多學者為推進經典古籍和海外漢籍的整理研究不懈努力，不少高校還建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心），設有古典文獻專業，在專業人才培養、學科建設和學術發展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主導完成了“七全一海”等大型古籍整理工程，袁行霈先生主持開展“新編新注十三經”工程，建立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著眼長遠，開放包容，拓寬了古籍工作的視野和格局。

古籍工作不僅僅是少數人文學者皓首窮經的職業，更是一項事關賡續中華文脈、弘揚民族精神、建設文化強國、助力民族復興的重要事業。進入新時代，研究闡釋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需求與日俱增，古籍工作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面向未來，我們要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和重要指示精神，抓住用好古籍事業發展的新機遇。

持續做好古籍整理保護工作。完善工作體系，提升工作質量，持續抓好重大項目、重點項目的立項、論証和推進，如《全宋詩》《儒藏（精華編）》等古籍整理工作﹔繼續推動相關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專業機構建設，通過平台、項目來帶動工作開展、加強隊伍建設，使古籍工作的規模和質量都得到提升，為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供更加准確可靠、更加豐富的文獻基礎。

持續做好古籍研究闡釋工作。經典古籍具有永恆的思想價值，要下大力氣深入挖掘古籍裡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范，深入闡釋中華文化發展的悠久歷史、輝煌成就、寶貴經驗，讓“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助力。

加強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工作。加強古典文獻專業等學科建設，通過協同創新推進“新文科”建設，利用好“中國古典學”等研究平台和“古典語文學”等跨學科人才培養項目，加強人文基礎跨學科拔尖人才培養。加強古籍學科專業頂層設計和整體規劃，進一步構建完善古籍人才培養體系，聚焦重大思想文化問題開展深度研究，確保古籍工作和文化傳承創新事業始終有源頭活水，始終后繼有人。

推進古籍數字化工作。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方法，加快古籍資源的轉化利用和傳播普及。通過舉辦數字人文作品展、建立“中國典籍文獻大數據分析平台”、建設“數字人文開放實驗室”等方式方法，推動古籍數字化工作不斷取得新進展。同時，通過開展中國古籍數字人文創意大會等創新活動，吸引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古籍智能化整理，推動形成古籍工作的新模式、新業態，讓古籍工作在新時代煥發出勃勃生機。

（作者為北京大學校長、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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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文化自信 傳承文明薪火

推進考古學與歷史學融合發展（學術圓桌）

江林昌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加強統籌規劃和科學布局，堅持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學和歷史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聯合攻關，拓寬研究時空范圍和覆蓋領域，進一步回答好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基本圖景、內在機制以及各區域文明演進路徑等重大問題。”自1921年我國現代考古學誕生以來，考古學就與歷史學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面向未來，我們要繼續推進考古學與歷史學融合發展，推出更多考古成果和歷史研究成果，講清楚中華文明的輝煌成就及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重大貢獻，更加堅定文化自信，更好傳承文明薪火。

融合發展取得豐碩學術成果

百年來，考古學和歷史學攜手並進、相互支持，考古學在歷史文獻線索的指導下不斷推進，歷史學吸收考古研究前沿成果而不斷有新的突破。概括起來看，在中華文明史研究方面，考古學與歷史學的融合發展主要取得了以下幾方面學術成果。

糾正了“東周以上無史論”，延伸了中華文明的歷史軸線。我國考古學已建立了從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到鐵器時代百萬年的考古學文化序列，並在歷史文獻研究基礎上著重對夏商周三代活動范圍作了全面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在此基礎上，上世紀90年代，國家實施“夏商周斷代工程”，在司馬遷《史記》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基礎上，推出了一份完整的夏商周三代年表。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我國考古學以中國考古材料為依據，對歷史學上的五帝時代大致對應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作了全面發掘與研究，特別是國家推動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給出了中華文明起源的三段進程：公元前3800年—前3300年為文明萌芽階段，公元前3300年—前2500年為文明起源階段，公元前2500年—前2000年為文明形成階段。這樣，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得到了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雙重實証，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

改變了“黃河文明一元論”，展示了中華文明多點起源的燦爛圖景。中國地域遼闊，南北溫差大，東西地勢異。考古研究發現，5000多年前，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燕山以北的紅山文化、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等都閃現出文明的火花，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形象地稱之為“滿天星斗”。幾代考古工作者經過努力，又將中華大地早期文明發展大致劃分為中原文化區、海岱文化區、甘青文化區、江浙文化區、江漢文化區、巴蜀文化區、河套文化區、遼西文化區等區系。這些區系的發展是動態的，在各區系內有具體的變化組合，區系之間更有碰撞交流。這就改變了“黃河文明一元論”，在空間上展示了中華文明多點起源的燦爛圖景，豐富了歷史內容，活化了歷史場景。

突破了西方文明理論，厘清了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傳統的西方文明理論以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為基准，認為人類文明都是沿著一條河流而單線發展的，如古埃及文明沿尼羅河上游順流而下，即由上游40多個“諾母”文明發展到下游的“統一王朝”。而中國古代文明起源階段的文化區分布於多個山川河流，情況非常復雜，內涵更為豐富。考古工作者與歷史研究工作者通過宏觀梳理把握，揭示出中國在五帝時代文明起源的1000多年時間裡，基本上表現為各個文化區“多元並行”而又相互影響的發展格局，到了夏商和西周早期文明100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又表現為周邊文化向中原地區匯聚的“多元一體”發展格局。這就突破了西方文明理論，厘清了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

以科學路徑強化融合發展

認識歷史離不開考古學，考古工作取得進展也離不開歷史學。考古學與歷史學需要在增強融合意識、重視基礎學科、開展比較研究上綿綿用力、久久為功。

增強融合意識。中國的學術傳統本是“經史子集”一體，“文史哲”不分家。現代考古學的前身“金石學”也是為經史研究服務的，加強考古學與歷史學的融合發展有著優良的民族學術傳統基礎。推進融合發展，需要進一步克服以往學科設置過細、學科界限劃分過於嚴格帶來的影響。要增強融合意識，讓歷史研究工作者更積極利用考古前沿信息，讓考古工作者更好掌握古代文獻典籍，並運用到文物研究工作中，在更大的學術格局中實現融合發展，彰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重視基礎學科研究。中國獨特的文明史造就了獨特的古典學術。例如，中國的漢字從大汶口文化陶器刻畫，發展到商周甲骨文、青銅銘文，到戰國西秦大篆、東土六國“古文”，再到秦漢小篆、隸書，形成了形、音、義三位一體的民族特征。秦漢以后，圍繞漢字產生的訓詁學、音韻學、文字學，成為中國古典學術的重要內容。推進考古學與歷史學融合發展，必須重視古代漢語、古典文獻學、古典目錄學、古典版本學等基礎學科的學習與研究，在汲取其精華養分基礎上實現融合發展。

開展比較研究。中國的考古研究與歷史研究必須根據中國的國情展開。例如，考古學與歷史學可以聯合開展中國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調查與研究，從而揭示多民族國家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融合。在這方面，許多老一輩學者已經作出了示范。比如，徐中舒先生經常以二十四史中所記載的少數民族史料印証漢族歷史文化的發展﹔楊向奎先生深入雲南少數民族做社會學調查，從而領悟到屈原《天問》是一部偉大的民族史詩﹔馮漢驥先生開創西南少數民族考古，取得了重大成果﹔等等。這種比較研究方法，已成為推進考古學與歷史學融合發展的有效途徑。

更好認識和傳承中華文明

推進考古學與歷史學融合發展，是為了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更加堅定文化自信，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

揭示中華文明起源標志。考古工作者可以與歷史研究工作者一道，通過考古資料和歷史文獻進一步研究中華文明起源標志。例如，根據考古發掘可知，新石器時代晚期在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以及遼西地區普遍存在大量玉器，而且其中的高規格玉器幾乎都出自高規格的墓葬、宗教禮儀中心、大型聚落中心的宮城區內，這說明這些高規格玉器應該為部落首領所使用，是宗教權力、軍事權力的象征。再根據傳世文獻《越絕書》的記載，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玉為兵”的時代正是五帝時代文明起源階段。這一考古工作與歷史研究互証的玉器時代，是中華文明所獨有的，對於我們研究中華文明起源標志有所啟示，需要進一步加強研究。

總結中華文明發展規律。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不同的地理環境決定不同的生產方式，而不同的生產方式又會產生不同的思維方式、社會制度、文化習俗等。我國考古發掘表明，中國古代的農牧生產與血緣關系，從原始氏族社會一直延續到文明社會，而且農業、畜牧業、手工業也因基於血緣宗族關系的管理模式而出現了“雖分工但不分家”的現象。中華文明自身獨有的發展規律，還需要考古工作者與歷史研究工作者聯合開展深入研究。

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考古成果和歷史研究成果，有助於我們更好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例如，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陰陽變化”等觀念，“家國一體”“和而不同”“慎終追遠”“敬老愛幼”“四海之內皆兄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思想，都是中國獨特歷史文化和社會發展進程的產物。這些思想文化層面的討論，都需要以考古學、歷史學等深層次研究為基礎。深刻揭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超越時空的價值，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也有待於考古學與歷史學攜手合作、共同努力。

（作者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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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立更寬廣的視角 探索更有效的路徑

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新發展注入新動力（學術圓桌）

王震中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要堅持守正創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展示中華民族的獨特精神標識，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路徑。近年來，隨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深入推進，中華文明中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恆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得到大力弘揚，為我們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新征程上，我們要堅持守正創新，不斷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新發展注入新動力。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人與自然關系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講的是人與自然相和合。在倫理道德、個體修養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義、禮、智、信”，即仁愛、正義、禮儀、智慧、誠信。在個人進取和擔當方面，《易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講的是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則彰顯著擔當精神。在國家治理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孔子提倡“為政以德”，《禮記·禮運》提倡“天下為公”。在國家形態結構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追求“大一統”，成為中國人對於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國家認同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礎，在漫長歷史進程中促進了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在國際關系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崇“協和萬邦”“親仁善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講究和合、崇尚仁愛、崇尚正義、注重禮儀、譽美智慧、堅守誠信、重視民本、推崇善政、追求統一、向往大同、希望和平等內容，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范，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具有永恆魅力和時代價值，需要我們大力弘揚，不斷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做好頂層設計、講究方法路徑。應當認識到，在歷史長河中積澱形成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開放的、包容的、發展的，其內涵總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豐富發展：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總是隨著自身所處社會的發展變化而與時俱進﹔另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總是通過吸收外來文化而不斷豐富，通過與其他文化交流互鑒而創新發展。今天，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一條重要路徑就是做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工作。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強調要大力發展科學技術，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建設科技強國。”發展科學文化，提倡科學精神，提高全民科學文化素質，不僅是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的題中應有之義，也為我們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了更寬廣的視角、更有效的路徑。比如，我們可以繼承和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崇尚創新創造等思想，把科學研究中實事求是、尊重規律等科學精神融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把科學研究中的思維方式如辯証思維、實証思維、推演思維等方法論融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等等。還要認識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文化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需要與科學文化的思想精髓相結合，增強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動力﹔另一方面，科學文化也可以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得到滋養，更好發揮造福社會、造福人類的功能。

融合帶來創新，融合促進發展。與科學文化相結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要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重要論述精神，不斷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不斷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新發展注入新鮮血液和強大動力。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堅持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必將展現更加旺盛的生命力，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為國家和社會治理提供有益啟示，為社會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特聘教授）

制圖：張丹峰

《 人民日報 》（ 2022年06月06日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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