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公益是易碎品 禁不住“野路子”

王鳳雅家屬訴陳嵐名譽侵權一案終於有了結果，原告勝訴。

我曾報道過這起事件，對鳳雅爺爺當著滿院子記者，從牙縫裡擠出“我一定要告陳嵐”的場面印象深刻。

一年半過去了，輿論的聚光燈早已從這家人身上撤去，村子春播秋收，逐漸恢復了原本的節奏。沒人知道，對這家人來說，“討回公道”是否還像當初作出打官司決定時那麼重要。在我看來，這場拉鋸戰在鳳雅呼出最后一口氣后，已經結束——官司不管何方獲勝，整個事件中都沒有贏家。

我去過當地採訪，那是個平靜的村庄，四周被麥田包圍，草木茂盛，白天聽到最多的聲音是鳥叫和蟬鳴。但這個普通的農村家庭，被一步步推向喧囂的輿論場中心，接受外界的審視、指責。

在農村的社會法則裡，聲譽是一個人安身立命的關鍵要素。這個家庭不僅失去了孩子，也陷入了“在村裡抬不起頭”的窘境。

對“愛心人士”來說，他們救助孩子的願望沒能實現，更沒得到鳳雅家人的理解感激，反而落到惡語相向，最終對簿公堂。

這原本有機會成為一場千裡馳援，志願者與家屬合力挽救病重兒童的感人故事。最終卻因為偏見、認知鴻溝，以及規則缺失，演變成一場充滿猜忌，甚至謾罵的撕扯戰。

事情從一開始就埋下了畸形的種子。因為王鳳雅的母親在“水滴籌”發出過籌款申請，出於對這種個人籌款的不信任，“愛心人士”懷疑王鳳雅的家人利用孩子“詐捐”。

他們的確遇到過冷血的父母，也從不懷疑人性之惡。很多時候，他們都把救助行動稱作“解救”，要把患兒從失職的家屬手中“搶”過來。

每場“解救”都很緊迫，鳳雅也不例外，而“解救”時可能會遇到的對手，很多都是患兒的家屬。這一次，雙方還未接觸，“愛心人士”已經把鳳雅家屬擺在了對立面。

把兒童帶離家庭的前提是，要確定兒童缺少必要監護，或者被虐待、遺棄。這需要專業的機構進行評估，任何個人和未經注冊的組織都不能代替承擔這項功能。

從父母手中“搶”出孩子的同時，也剝奪了監護人的監護權。一般來說，這需要嚴格的程序和專門的執法機構。雖然目前我國有30多個與兒童保護相關的政府部門、組織，但權責分散，缺少有效協調，造成一些監管盲區。

許多“愛心人士”就是在這樣的現狀中出現，試圖彌補縫隙。但受強烈的正義感和愛心驅動，奮不顧身去“解救”孩子，這更像是種朴素的慈善。這種慈善缺少約束，很容易失控、變形。

為了“解救”孩子，“愛心人士”可以強勢介入這個家庭，為鳳雅制訂治療方案。在雙方決裂后，陳嵐可以通過編造“詐捐”“虐待孩子”等信息，利用輿論向鳳雅家屬施壓。

事實上，爆棚的正義感很多時候都來源於偏見：或許是對籌款方式的不認可，或許是不信任某些人群的道德，或許只是覺得對方“看起來”像某類人……

在王鳳雅家人生活的環境裡，“癌症”意味著死亡，化療則是通往死亡的一段痛苦路程。出於經濟理性，他們沒有為一個救不活的孩子傾盡所有，畢竟生活還要繼續。

“愛心人士”雖然清楚鳳雅當時的病情，生存的概率並不高，但他們相信“愛心能創造奇跡”。 而在他們之前的救助經驗裡，這種奇跡確實發生過。“隻要孩子還有一絲希望，就要竭盡全力，不能放棄一個生命。”

整個事件中，雙方都很少試圖去理解對方，而是在互相猜忌中逐漸把合作的基礎消磨殆盡。“愛心人士”每一次費盡心力才達成的“推進”，最后都變成了“強行施善”。

目的正義，並不意味著手段的天然正義。“做好事”也有界線，公益也有很多“能”與“不能”。

陳嵐曾假扮患兒母親，去醫院“偷”出孩子，送到別處治療。這顯然違反了醫院規定，侵犯孩子父母的監護權，甚至有違法的嫌疑。

公益的“公”，指的是公共性。一個真正的公益人一定會堅守“公義”精神：先“無我”和“利他”，再從中得到自身價值的滿足。

但是在這些“愛心人士”一次又一次的沖擊中，沒人懷疑他們原本抱著的“利他”心，但他們和家屬間的撕扯，甚至相互攻擊，卻讓人有理由懷疑，他們的“公益”，摻雜一些自我完成和自我感動的目的。

在現代社會，公益是個專業的領域。換句話說，如何更好地幫助他人，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是門系統的學問。

中國的兒童保護，以及剛剛起步的民間公益，都迫切呼喚志願者精神。但志願者在行動中，也需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行為邊界、倫理准則。

實現這一切的基礎，需要一個相對嚴密的組織，和一套完善的制度。王鳳雅事件裡，“愛心人士”的組織方式只是一個微信群，決策依據更多是情緒和個人威望。置身事外的陳嵐“揭發”、指責鳳雅家人，也都是基於二手信息。

不管是“偷”孩子，還是在網上造謠引關注，奏效時，人們對結局的叫好往往會蓋過零星的質疑聲。失效時，事件往往會變得不可控制，就像王鳳雅事件一樣，最終傷害的不僅是救助對象和當事雙方，還有公益本身。畢竟，公益是易碎品，禁不住這種“野路子”的反復犯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