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讓“正當防衛”回歸初心所在

個案推動的司法政策調整，來得比人們想象的快。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於在司法解釋中全面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工作規劃（2018-2023）》，要求在司法解釋中大力弘揚正義、友善、互助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和道德要求，適時出台防衛過當的認定標准、處罰原則和見義勇為相關糾紛的法律適用標准，鼓勵正當防衛，保護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

這次司法政策的大變動，可以看作是最高審判機關對去年的“於歡案”以及剛剛過去的“昆山反殺案”的輿論潮的積極應對。“於歡案”中，被告人從無期徒刑的一審判決到二審改判為五年有期徒刑，而“昆山案”直接由公安機關認定為正當防衛，不予刑事追究結案，點燃了人們改變現行正當防衛認定標准的希望，這正是人心思變所在，也是司法政策和民意的良性互動的結果。

我國《刑法》明確規定了正當防衛制度，1997年版《刑法》甚至還規定，公民面對殺人、強奸、搶劫等行凶情形時擁有“無限防衛權”。但在司法實踐中，正當防衛條款卻逐漸淪為“僵尸”條文，法定的公民自衛權被異化為“誰死人誰有理”“誰傷重誰有理”的“唯結果論”，沒有顧及法律設置正當防衛制度本身應有的弘揚正氣、震懾犯罪的社會功能﹔正當防衛的邊界，也由法定的“沒有明顯超過必要的限度”，被各種“土政策”加碼限制，變成“不得已的應急措施”，“必須窮盡一切手段之后，才能實施正當防衛”。

福建的“失主追小偷，小偷滑倒死亡案”，當事人一度被追究了“過失致人死亡罪”﹔深圳大學生見義勇為打傷猥褻女網友的保安，卻被刑拘……點點滴滴的個案，屢屢撥動社會關於公正的敏感神經。“於歡案”以及“昆山案”爆發出的輿論潮，只是這種對於正當防衛被長期“不正當化”的積怨的集中爆發。

之前多個被納入“天理、人情、國法”綜合考量的個案，應該成為“有效激活正當防衛制度”的契機，正當防衛標准不能再靠口水解決，而是應該堂堂正正地進入國家法治議程。

所謂“禮失，而求諸野”。當正當防衛的法律標准由法定的“沒有明顯超過必要的限度”，被形形色色的紅頭文件、陳年舊案釘上條條框框，法律的原本面貌被層層覆蓋，司法人員可能更懂“政策”，但網友有時可能更懂什麼是正義。

就像“昆山案”初期有不少律師“憑經驗”認為這是防衛過當——但是，這樣的“大概率正確”的經驗判斷是否與立法原意相違背呢？

還是應該感謝輿論風潮，是公民對於正義的朴素見解，刺破了各種條條框框框的政策偏見，也讓司法人員能跳出專業主義的窠臼，直白看清法律的本來面目。法治就是要消滅“任性”，既包括公民個人的任性，也包括“權力的任性”﹔公民不能以正當防衛為由，“任性”地剝奪他人的生命，公權力也不能任性地限制公民的正當防衛權。

一定程度上，這次司法機關對於正當防衛的政策的修正，也就是在“求諸野”，打破既有疊床架屋的司法舊例、紅頭文件，打破條條框框的束縛，回到法律初心所在，恢復正當防衛制度以及“無限制防衛權”的立法本意，

個案的問題要解決，曲突徙薪一樣重要，激活正當防衛制度，這將是中國法治進程中的一個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