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報：正當防衛認定要堅持“寬嚴相濟”

　　在正當防衛的認定標准上應適當放寬“准入”門檻，在標准設定上應更多站在正當防衛人的角度考慮，不能對正當防衛人過於苛求，從標准認定上要有利於防衛人。唯有如此，公眾在面對不法侵害時，才會毫無顧慮地勇於同犯罪行為作斗爭。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發布的《關於在司法解釋中全面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工作規劃(2018-2023)》（簡稱《工作規劃》）提出，要在司法解釋中大力弘揚正義、友善、互助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和道德要求，適時出台防衛過當的認定標准、處罰原則和見義勇為相關糾紛的法律適用標准，鼓勵正當防衛，保護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相關報道見A3版)

　　關於正當防衛法律認定的討論由來已久，從去年山東“於歡案”到前不久江蘇昆山的“於海明反殺案”，都將正當防衛的認定標准問題擺到了公眾面前，成為了全民探討的公共話題。盡管“於歡案”以二審認定防衛過當由無期徒刑改判為五年有期徒刑告終，於海明案以“於海明的行為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定性而被公安機關依法撤銷，但是，關於進一步細化正當防衛法律認定標准問題的呼聲卻愈加強烈。最高人民法院此次發文，將正當防衛認定標准、處罰原則等納入下一步司法解釋起草、修改、完善的重點規劃，既順應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能更好地體現正義、友善、互助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從字面看只是一字之差，給當事人帶來的法律后果卻有著天壤之別。我國刑法規定，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防衛過當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這一規定過於原則，在司法實踐中，怎麼來判定當事人的行為是正當防衛還是防衛過當，法律和司法解釋沒有明確的認定標准。這就給法律適用帶來了一定的難度，法官在個案處理中也會陷入兩難的尷尬境地：如果把正當防衛認定為防衛過當，對當事人而言就是一個冤案﹔如果把防衛過當認定為正當防衛，就放縱了犯罪。

　　由於針對“防衛過當”沒有具體的認定標准，也引起了一系列罪與非罪的爭議。現實中，某些案件似乎可以判“正當防衛”也可以判“防衛過當”。在這一前提下，不少法官基於所謂“平衡的藝術”，往往會給防衛人判個“防衛過當”——因為不法侵害者往往已經或死或傷，判防衛人“防衛過當”通常都被視作給死傷者家屬一個交代的取巧之策。在此類操作中，司法對於公平正義的終極追求，讓位於妥協和折中的技術性目標，由此造成的“和稀泥”事件不在少數。

　　司法實踐中，對正當防衛認定過嚴而對防衛過當適用過寬，已成為一個常見的問題。這樣做的結果是，沒有從法律層面有效激活正當防衛制度，使得公眾在面對不法侵害時增添了更多顧慮，也使有些不法侵害者更加肆無忌憚，不利於鼓勵公眾勇於同犯罪行為作斗爭，以達到懲惡揚善、伸張正義的目的。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實施正當防衛都不具有社會危害，反而隻會對社會有益。如果現有的法律規定沒有更好地起到鼓勵正當防衛的作用，就有必要對此進行審視，從眾多的司法個案中總結帶有規律性的要求，將之上升到法律規范的范疇，以此更好地指導司法實踐，通過統一法律適用有效激活正當防衛制度。

　　寬嚴相濟是我國的基本刑事政策，這一點在制定正當防衛的認定標准時，應當得到足夠的體現。如果在正當防衛的掌握上從嚴、在防衛過當適用上過寬，就有悖於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要鼓勵正當防衛，應當在正當防衛的認定標准上適當放寬“准入”門檻，在標准設定上應更多站在正當防衛人的角度考慮，不能對正當防衛人過於苛求，從標准認定上要有利於防衛人。唯有如此，公眾在面對不法侵害時，才會毫無顧慮地勇於同犯罪行為作斗爭，也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防止正當防衛人“流血又流淚”。

　　本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