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晉書》載，有一次，晉武帝召見太守胡質之子胡威，詢問：大家都說你們父子清廉，到底誰更清廉？胡威回答：我比不上父親，因為我父親的清廉不願意讓別人知道，而我清廉卻唯恐別人不知道。可見，相比於清廉本身，對清廉之名的在意程度，折射出不同的精神境界。

　　人生在世，免不了要跟名利打交道。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寫道：“立名者，行之極也。”重視名譽，弄清楚自己究竟想要得到怎樣的評價，不僅體現著行為的意義，也有助於激發“托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的高遠理想，最終以知促行。從這個角度看，名雖“不足以盡善”，卻能夠“策善”。隻要認識得當、正確對待，完全可以讓其發揮正能量，成為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原動力。

　　對於求取名利，人們多有議論，看法不一而足。現實中，往往存在兩種觀點取向。一種屬於“消極”型，專注事業、嚴於律己，不求名反而得名。從放棄優越條件毅然回國、創造豐碩科研成果的黃大年，到舍小家顧大家、隱姓埋名30年的黃旭華，他們淡泊名利、勤勉奉獻，高尚品質為世人所敬仰。另一種可謂“積極”型，苦心孤詣、錙銖必較，為求名而陷入名缰利鎖。比如有些干部，習慣表演作秀、善於自我貼金，實際工作沒干出什麼成效，宣揚業績卻總能“拉長、吹大、墊高”。兩相對照，高下立判。

　　“求名心切必作偽，求利心重必趨邪”。如同“腹有詩書氣自華”，“名”並不是一件可以速成的事。學識、品格、修養等綜合素質，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一個人的聲名。回望共和國的歷史，老一輩革命家不因榮譽遮蔽雙眼，“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許光達得知自己將被授予大將軍銜的消息后，接連三次向軍委領導提交“降銜申請”，謙稱“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微不足道”。他對待名利的“讓”與“推”，足以說明美名隻會和嘉言懿行相伴，“善修而名自隨之”。

　　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個體立於天地之間，是汲汲於一時之得失、蠅頭之名利，還是著眼崇高目標、思慮公共利益，最能彰顯個人的思想情操。楊善洲“隻要生命不結束，服務人民不停止”，最終，“創造資產幾個億，分文不取樂悠悠”的民謠至今還在雲南保山流傳。廖俊波“幫老百姓干活、保障群眾利益，怎麼干都不過分”，結果，當地一位老人在門楣貼上“俊波您好”的橫批，以表達對這位辦實事的縣委書記的感激之情。時間不語，卻能銘刻實績與作為。將愛民之情存乎心、為民之責踐於行，一個人自會贏得好名聲。

　　哲人有言，名聲是條河，能浮起輕飄、空虛的東西，而重實的東西會沉下去。不圖虛名、不務虛功，專注實干、踏實奮斗，這是歲月留給我們的箴言。

　　《 人民日報 》（ 2018年05月02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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