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是一個長期被國內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忽視的領域。國內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重點關注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近年來，西方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和政治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等也開始引起研究者的關注，但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仍然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事實上，深入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及其最新趨向，客觀評價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對不同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具體分析，不僅有利於國內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也有利於我國史學發展。

　　唯物史觀給西方史學研究帶來新靈感

　　馬克思一直對歷史充滿興趣，唯物史觀的創立與馬克思青年時代學習和研究歷史有很大關系。馬克思在1843年所做的《克羅伊茨納赫筆記》，主體部分就是對歷史學著作（包括蘭克著作）的摘錄筆記。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系統論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思想，並以此為指導來考察資本主義的現實、前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以及當時的歷史事件（如路易·波拿巴政變、巴黎公社），取得大量重要研究成果。馬克思之所以能創立唯物史觀，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不斷與職業歷史學家進行對話，對大量歷史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馬克思、恩格斯作為唯物史觀的創立者，能夠很好地將唯物史觀運用於自己的歷史研究中。特別是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作為歷史編纂學名著，受到西方職業歷史學家的充分肯定。而當一些學者運用唯物史觀來研究歷史時，也給人們帶來全新視野。比如，1931年布哈林率領蘇聯科學家代表團出席在倫敦召開的第二屆國際科學史大會，在會上蘇聯科學史家赫森提交了一篇關於牛頓力學產生的社會背景的著名論文。這篇論文將科學與社會因素結合起來，給西方學術界帶來震撼。許多職業歷史學家基於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從唯物史觀那裡發現了歷史研究的新靈感。我們知道，馬克思之前及同時代的職業歷史學家主要關注政治史和軍事史，總體上屬於精英史觀，在方法論上以經驗主義為主，缺乏歷史理論。比如，與馬克思同時代並對后世史學產生過巨大影響的蘭克史學，仍然屬於政治史，運用的是經驗主義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不點名地批判了蘭克史學：一是忽視“社會史、商業史和工業史”，二是隻有“僵死的事實的搜集”。可以說，唯物史觀的創立承前啟后，成為西方史學研究范式轉換的分水嶺，促進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興起。

　　西方有學者把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分為三代：第一代是指唯物史觀的創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二代是指親歷兩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以及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盧卡奇、葛蘭西等人﹔第三代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目前，在后現代主義思潮發展的大背景下，很可能會出現第四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無論怎麼給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分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馬克思主義自誕生以來一直深刻影響著西方史學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是西方史學研究中的重要流派。

　　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具有重要影響

　　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繼承西方史學傳統的基礎上，注重從其他人文社會學科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工具，這使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形成開放的學術態度、寬闊的研究視域、強烈的問題意識。在20世紀以來的西方史學發展中，馬克思主義史學始終具有重要影響，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給西方史學帶來新氣象。

　　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之所以在西方史學研究中具有重要影響，最為重要的原因是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以唯物史觀解讀歷史，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比如，革命是歷史研究中的重要主題，尤其是法國大革命是西方史學研究的重要對象。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運用長時間框架和長時段過程對法國大革命進行權威的“社會解釋”，使人們認識到革命不是簡單地由大人物的行動決定的，而是各種社會力量演化的結果。這樣的“社會解釋”令人信服，幾乎沒有在歷史學家中引起爭議。“社會解釋”背后的唯物史觀影響了很多西方歷史學家。再如，“生產方式”作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核心概念，對法國年鑒學派中世紀史專家喬治·杜比、雅克·勒高夫等都產生了深刻影響。

　　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力，還體現為它在繼承西方史學傳統的基礎上推陳出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通常與“新史學”聯系在一起，於是人們傾向於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拒絕傳統的史學形式如傳記體史學、敘事史學。實際上，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並不拒絕傳統的史學形式，但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傳記又有別於其他史學流派的傳記，它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會進行更理論化的闡述。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傳記不再是帝王將相的個人傳記，更像是在為這個歷史人物所處的整個時代作傳。至於傳統史學所關心的敘事風格，在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中也都有充分體現。如C·L·R·詹姆士的《黑色雅各賓》，就不能被指責為因為注重理論術語而犧牲了文學性。除了傳記體史學和敘事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一些著作也關注傳統史學的核心話題，但更注重推陳出新。

　　在特定研究領域引領西方史學研究潮流，這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影響力的重要體現。比如，盡管有些女性主義、黑人民族主義歷史學家對馬克思主義有誤解，但事實上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正是婦女史和黑人史研究的先驅。希拉·羅博瑟姆的《被隱匿的歷史》開辟了激進婦女史學這一領域，詹姆士、威廉姆斯、尤金·吉諾維斯關於黑人奴隸制度的著作在黑人史的研究上發揮了引領作用。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口述史的發展中也開風氣之先，因為口述史本身就是從“自下而上的史學”中產生出來的。像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羅納德·弗雷澤和盧易莎·帕塞裡尼，就運用口述史使人們對西班牙內戰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有了新的認識。20世紀60年代以來，文化維度日益在史學中佔據重要位置，從藝術史研究到日常生活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印記，E·P·湯普森和希爾的著作就是其中的翹楚。

　　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要努力“回到馬克思”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進程中，對唯物史觀的理解和把握也存在簡單化傾向，這導致其一些理論觀點和研究成果存在偏頗之處，對此我們要有清醒認識。實踐表明，在史學研究中簡單運用唯物史觀並不利於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因為這種簡單運用很容易導致史學研究的教條化、庸俗化傾向。恩格斯在世時就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向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青年派”）反復強調，歷史唯物主義是研究的指南而不是教條。他還以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為例，強調其中沒有教條，而隻有對唯物史觀的具體運用。

　　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發展過程中對一些重要理論問題進行了討論，試圖使自己對唯物史觀的解讀能夠“回到馬克思”。比如，關於歷史分期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隨著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草稿）（1857—1858）》在1939年首次出版后，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從中看到了馬克思關於歷史分期思想的新維度，馬克思提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回到馬克思”，需要回答唯物史觀是否是“實証科學”。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就歷史、歷史科學問題作出經典表述：“思辨終止的地方，即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的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實証的科學開始的地方。”一方面，不同於20世紀西方主流社會科學那種肇始於康德哲學關於現象世界與本質世界截然二分、滿足於在現象世界經驗事實基礎上進行理論建構的實証科學，馬克思所謂的“實証科學”更接近維科闡述的“新科學”，“因為，如維科所說的那樣，人類史同自然史的區別在於，人類史是我們自己創造的”，人類歷史並非僵死事實的搜集，它就是鮮活的人類實踐本身。另一方面，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也不可能是狄爾泰闡述的人文科學，馬克思不可能把歷史看作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為他明確承認人類實踐、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回到馬克思”，還應對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唯物史觀所作的經典表述進行深入研究。馬克思在這一經典表述中提到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提到了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同時，從這一經典表述中，我們也可以讀出馬克思對生產方式的強調、對生產在人類歷史發展和社會結構中優先性的強調。特別是當馬克思說“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時，馬克思所謂的“社會存在”並非靜態的，而是鮮活的社會生活本身。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唯物史觀是解釋歷史的一種理論“抽象”。對於史學研究來說，唯物史觀是一種科學的理論框架，這種理論框架之所以能在與其他理論框架的競爭中以強大的解釋力凸顯自己的優勢，正是因為它與其他理論不同，它不是從“想象的主體的想象的活動出發”，而是“從現實的前提出發”。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發展進程中出現的許多優秀成果，也驗証了唯物史觀的這種優勢。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7年11月13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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