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熊孩子專用車廂”看歧視與特權

從“熊孩子專用車廂”看歧視與特權

背景：近日，主持人孟非發微博稱，“高鐵上很多熊孩子發出的噪音其實遠不如他們爹媽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哄孩子發出的噪音。國外已經有女性專用車廂，中國高鐵為什麼不可以有熊孩子和父母的專用車廂？”

新京報發表王言虎的觀點：看得出來，孟非近期的一趟高鐵旅程，飽受“熊孩子”及其家長的困擾。但是，公然呼吁設置“熊孩子”及“熊家長”的專用車廂，就讓人覺得是氣急敗壞，過猶不及。如果無視孩子的生理特征與成長規律，一刀切地去排斥那些所謂“熊孩子”，不僅是一種不近人情，也透著一種傲慢。而孟非提議設置“熊孩子”專用車廂之所以引起輿論反彈，就在於其文字中散發出的來自精英的鄙夷之氣，讓人很不舒服。而且，他的建議就操作性而言，也並不可行。高鐵上因為有“熊孩子”就號召要設置專用車廂，那是否也要設置“熊孩子”專用餐廳、“熊孩子”專用商場？作為有著3000多萬微博粉絲的公眾人物，微博上的每一句發言都可能引起輿論效應，情緒化的意見一旦發表，可能會造成輿論場的撕裂，也會給公共秩序的治理造成干擾。直面幼兒成長規律，承認文明涵養不足的現實，從家庭教育與基礎教育尋找藥方，才是解決所謂“熊孩子”問題的可行之道。

小蔣隨想：就“專用”而言，它屬於細化管理的范疇。同時，“專用”越多，對資源的專門性佔用也越大。在資源緊張的情況下，“專用”難以泛化，這也為“專用”之爭留下隱患。比如，以價值劃分的“VIP專區”，就引來隻為富人服務的吐槽。再者，備受熱議、在個別城市地鐵上開辟的“女性專用車廂”，受到一些女性歡迎，又產生了“不抓咸豬手，治標不治本”的質疑。還有，城市建設中對無障礙專用設施的規定，雖然在道義上正確，但在實施中存在懈怠敷衍，反映出一些人的嫌麻煩與抵觸情緒。簡言之，“專用”在方便一些人的同時，對另一些人未必方便。而且，“專用”既具有“特權”色彩，又可能蘊含“歧視”味道，使問題變得更加復雜……有名人因為自己被打擾，而提出設置“熊孩子專用車廂”，一方面表達了對“熊孩子與熊家長”的厭煩，另一方面又有名人仰仗話語權的霸氣，令有孩子的家長與一些草根兒很不爽。理智地看，該不該設置“專區”是一回事，公眾人物能否善用話語權是另一回事，父母如何管教不懂事的孩子、怎樣做合格的父母更是單獨的話題。如果將這些事混在一起，不可能有明晰的結論。

中學搞手機銷毀大會在教學生什麼？

背景：10月8日，河南南陽，某中學舉行手機銷毀大會，幾十部從學生手裡沒收來的手機被扔進水桶，用錘子猛砸砸爛。學校工作人員說，他們也是沒辦法，帶手機到學校不交給老師，一旦被發現就要銷毀：“家長都很配合，一切都是為學生好。”

湖南紅網發表胡輝的觀點：不少學生痴迷於網絡游戲，一機在手，必然心痒難耐，容易上課走神分心。而即便不玩游戲，好好的課堂上，左右“機”鳴，也必然擾亂課堂秩序。所以，禁止學生帶手機入校園，是值得認可和支持的。然而，初衷雖好，並不代表為了實現目的可不擇手段。打砸手機的行為，恐怕讓學生難從內心接受，甚至可能引起學生對老師的敵視，這樣一來，打砸手機更無異於治標不治本的“粗暴執法”了。“家長都很配合，一切都是為學生好。”恐怕，家長心疼也要配合老師工作，因為孩子“寄人籬下”，還得仰人鼻息。如果銷毀手機者不是老師，而是其他人，即便說再多情真意切的“為你好”，家長恐怕也會不依不饒要其賠償的。教育應循循善誘，讓學生從內心明白事物的真善美和假惡丑，而不是靠打大棒的方式讓學生暫時屈服。收繳手機只是為了給學生一種警示，打砸手機不該是教育的目的。老師收繳手機后，可以替學生保管，待學生畢業后退還，又或將手機退還給家長。溫柔的教育、耐心的教育，更有影響和教育孩子的力量。

小蔣隨想：10月8日是國慶長假最后一天，按說學生和老師還應在放假，河南這所中學卻搞起手機銷毀大會，這首先就有違“法定節假日”的規定。這種“補課”打著的旗號想必也是“為了學生好”。至於學生乃至老師是不是真的覺得好，天知道。再說手機銷毀大會本身，在某種程度上，不過是“嚴打與示眾”的變種。而“嚴打與示眾”由於和法治文明相抵觸，在執法機關那裡已悄然退出歷史舞台。負責教書育人的學校反倒拾起了別人棄之的糟粕，試圖通過野蠻、粗暴、毀滅的方式，達到“嚴懲”帶手機到校的學生、“震懾”其他學生的效果。這樣的“教育”真的好嗎？或者說，到底是誰應接受現代文明的教育？你不聽我的話，我就毀了你的東西，如果學生們今后也對他人這麼干，必然涉嫌違法乃至犯罪！教育的核心是，讓受教者成為正直、守法、有擔當的人。如果某些學校將一切與應試無關的“東西”排除在外，我們真的應該拒絕“配合”。

小蔣的話：大家好，我是小蔣。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鮮事。你評，我評，眾人評，百花齊放任君看。觀點各有不同，角度各有側重，隻要我們尊重 客觀、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