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患者治病貴”還是藥品暴利作祟

“胖患者治病貴”還是藥品暴利作祟

背景：浙江一家醫院收治了兩名腸癌晚期患者，讓她們意外的是，才過了兩天，她們的治療費竟然相差1萬多。醫生的解釋是，她們其中一人較胖，所以收費貴。兩位病人使用的藥物名為“安維汀”，100毫克的藥就要5298元，需要根據病人的體重來計算劑量。胖病人比瘦病人多用了約300毫克的藥，所以多花了近1.5萬元。

新京報發表羅志華的觀點：兩天藥費相差1萬多，暴露的問題在於藥品單價過高，給患者帶來沉重負擔。某些類別的藥品價格很高，抗癌藥物表現得尤為突出。比如，抗癌藥“格列衛”每盒120粒，售價為2.4萬元，病人每天吃4粒，就得花費800元﹔乳腺癌靶向藥“曲妥珠單抗”，2016年國內價格約為每單位24500元，一個療程下來花費可達幾十萬元。這些藥存在巨大的降價空間，假如通過集中談判，以納入醫保目錄為條件來以量換價，是可以大幅壓價的。近期納入醫保目錄的36種藥品，就是通過這種談判方式壓低了價格，部分藥價降幅高達70%以上，其中就包含18種抗癌藥。“胖病人收費貴”的現象提醒我們，還有不少藥品價格仍然很高，藥價集中談判有待加速。

小蔣隨想：首先，我們希望越來越多的高價救命藥有機會納入醫保目錄。有這個為籌碼，由管理部門出面和藥企與藥商談判，才能有更大的議價與降價空間。以此，病人家庭的醫療費負擔才能得以有效減輕。當然，這需要醫療與社會保障部門謹慎評估各種藥品的療效，篩選出最需要納入醫保的藥品，全力平衡醫保收支。另一方面，對於那些暫時無法納入醫保的、療效確切的救命藥，管理部門是不是也可以約談藥企和藥商，迫使其減少暴利。在遏制藥品暴利的問題上，許多人會想到印度的強制仿制藥制度。印度的這個“大招”，或許不尊重藥品專利與知識產權，卻給了許多窮人以活命的機會。我覺得，即便我們不仿效印度的做法，但管理部門遏制藥企與藥商暴利的意識卻不可少。有這個意識存在，患者就能看到更多曙光。

海歸“貶值”，留學還有意義嗎？

背景：杭州有媒體做了個海歸就業小調查，發現留學文憑貶值，海歸競爭力下降﹔接受採訪的海歸普遍對薪水不太滿意，有28%起薪在6000元以下，最低的隻有3500元﹔起薪在6000元至8000元的海歸最多，佔40%，基本與本地高校畢業生的起薪持平。與此對應的是，留學費用一年至少二三十萬元人民幣。

錢江晚報發表魏英杰的觀點：通過出國留學、回國就業來實現人生大滿貫，隻不過是父母或部分留學生的一廂情願而已。近些年來，自費出國留學的人越來越多，佔了很大比例。這些人裡，有些在國內成績本身並不好，有些就是為了規避高考，所以大抵是抱著到國外鍍金的目的。這樣的人一多，在就業方面，也就沒有什麼優勢可言。在國外二三流學校混幾年回來，當然比不上在國內上過985、211大學的畢業生吃香。許多家長認為，孩子到了國外上大學，能力肯定要比國內的孩子強，這如果不是自欺欺人，也是一葉障目。就業單位考察的往往不是海歸學了多少知識，成績怎麼樣，而是求職者能給單位帶來多大幫助。但在這些方面，海歸並不天然具有優勢，甚至因離開國內幾年，在人際關系、工作理念和為人處世方面，反倒可能變得與國內社會格格不入。海歸並不是貶值了，而是迎來了價值回歸。留學本身就應該是一種求知途徑，而不單純是提高就業機會和工作薪酬的方式。隻有更多從這個角度去看待問題，送孩子出國留學才更有意義。

小蔣隨想：如果學生在國內上中小學時成績一般，甚至處於下游水平，指望其出國上個大學，回來就變成人中龍鳳，顯然是不客觀的。國內的教育水平與機制確實與發達國家存在差距，但差距沒大到懸殊的地步。何況，花錢留學通常是上國外的二三流大學，若與國內的一流大學相比，后者恐怕還優於前者。說實話，按照目前國內的薪情，花上百萬出國讀書再回來就業難免“賠本”。但對一些家長而言，這樁“投資”仍有意義。因為，一些學生如果參加國內高考，沒准隻能上專科，甚至可能落榜。由於不少中國家庭經濟條件越來越好，一些家長不想讓孩子受高考的“苦”，自己也不願意操孩子可能名落孫山的心，所以願意花錢讓孩子出國上學，哪怕這層鍍金越來越“薄”。在回國就業方面，海歸薪水固然不高，但似乎還是能與國內985、211大學的畢業生PK，這對以前在國內學習成績一般的學生而言，已是一種提升。此外，出國幾年的英文水平總比在國內學啞巴英語要強，在婚戀市場上海歸也算是個名頭。簡言之，經濟收支是作出選擇的一個重要考量，但不是唯一的考量。社會雖然不再高看留學生，但也沒必要貶低他們。確有某些學生在國外很放蕩，淪為“留學垃圾”，這樣的人如果留在國內就能有所成就嗎？留學不是問題，個人品行才是。

小蔣的話：大家好，我是小蔣。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鮮事。你評，我評，眾人評，百花齊放任君看。觀點各有不同，角度各有側重，隻要我們尊重 客觀、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