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物質時代豈能被情感冷漠“綁架”

2013年，一群“土豪”差點被玩壞了﹔2014年，“有錢就這麼任性”放大了一些人的物質快感﹔2016年，“感覺身體被掏空”成為網紅新標簽。

雖然還有人為整個社會是否已經完全跨越“溫飽線”爭論不休，全球范圍內物質財富卻加速了它的積累進程，伴隨著經濟生產方式的全球化、信息傳播的網絡化、消費心理的個性化，社會精英中的先行者已提前進入后物質時代，一個更為關注與自身利益、情緒體驗等敏感話題的后物質時代已悄然登場了。

以擁有財富追求快樂，以極致消費來表達自己的不同，一切暗藏著個人消費理念與時尚情緒化背后，是消費的快樂已注入骨髓，如同吸食大麻忘記了痛苦，冷漠地忘記了隨心所欲消費對他人、社會和環境的后果，忘記了承擔的社會責任與道德倫理。表面的幸福如此淺薄地表現為過度消耗的快樂，堅定的信仰與簡朴的生活方式消解了，心靈麻木了，精神的愉悅和幸福的體驗更難接受了。焦慮、空虛、無聊、不安……，這個沉淪、喧嘩、狂躁的時代似乎越來越難以彌補物質與精神情感的落差。越來越多的人將這個物質時代打上了情感冷漠的烙印。

這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陣痛。在它的背后，始終是揮之不去的高科技時代工具理性或技術理性過度侵蝕的夢魘。馬爾庫塞認為，工業文明、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技術理性的頂禮膜拜，使得價值理性受到前所未有的侵蝕，人成為了單向度的人——喪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工業文明、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物質財富極大繁榮，人類自身卻無法健康發展，人與社會脫節，隨之產生不利於社會持久發展的系列問題。

然而，人類社會發展至今，后物質時代是社會文明發展的結果，是全社會共進的產物，是社會結構與觀念上共振的結果。這是不爭的事實。唯物史觀告訴我們：社會存在決定著社會意識﹔物質經濟基礎決定著精神文化生活。在后物質時代，社會存在與意識形態的協調，物質與精神的和諧，同樣也逃避不了歷史發展的規律。

所以，它真的被“情感冷漠”綁架了麼？

201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J•希勒曾經發問：我們都生活在被金錢主導的時代，而我們的下一代人是否仍要堅持同樣的發展方向？人類應當向往一種更高的生存狀態，而這種狀態是理性反思和自由意志的完美結合。

希望從物質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表達的正是物質主義到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重要轉變。美國政治文化研究者羅納德•英格爾哈特在馬斯洛“人類需求層次”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概念，他提出，當經濟安全需要滿足后，人們會開始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更注重生活質量，強調自我表達和自主選擇，在價值引領、秩序構建中渴望更多發言權。

理性反思，多方求解，尋找平衡點，后物質時代亟待需要建構起與物質生活相匹配的價值觀，一種與財富沒有緊密聯系、強調精神的堅守和自我選擇的價值觀。

思考之一：技能、興趣圈子的興起

鄭也夫在《后物欲時代的來臨》一書中說，炫耀是人與生俱來的生理傾向，在溫飽全面解決的社會中，繼續以物質來炫耀，效果並不如意，其一，自己身體承受不起，其二，因工業帶來的巨大復制能力別人可以迅速拉平和你在某種商品佔有上的差距，無奈之下，人們隻好在物質之外尋找炫耀的手段。

在古希臘時代，社會的進步在於圈子不再以財富來劃分。畢達哥拉斯的圈子是個對外封閉的神秘的數學群體，不是富人的圈子，與知識關聯，與階級無涉，應該是智力上的，技能上的。昔日富人俱樂部將失去往日的光壞。取而代之的將是以技能、興趣聚集起來的俱樂部：足球俱樂部，圍棋俱樂部，詩歌社團，哲人社團等。財富不再是入場証。國外的“布波族”就是例証。而到那個時候，馬克思憧憬的一些東西將出現，后物質將超越資本！

思考之二：生活內涵的注重

土豪形象也並非一成不變。從賭場到大劇院，從干白酒到品紅酒，開奔馳轉成跑馬拉鬆。不管是否附庸風雅，但這卻實實在在預示著一種進步：他們正在努力探索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更加注重生活的內涵，而不在於外在的形式，尋找真正屬於自己的精神家園。

在國內影視領域，也悄然興起了熱捧情感溫馨、朴實題材、內容充實的小清新影片，而詬病有場面、沒內涵，強調感官享受、華而不實的大片。2002年上映的張藝謀《英雄》，號稱我國電影大片時代的裡程碑。片中，場面宏大，畫面精美，武打設計揮洒寫意，堪稱視覺與聽覺的盛宴。在感官刺激后，觀眾開始思考影片所表達的內涵——空洞、蒼白、潺弱，主題沒有深入人心，缺乏緊湊而緊密的故事情節，歷史在觀眾的頭腦中並沒有形成完整的概念。遭受同等命運的還有《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在一片批評聲中，相反卻迎來了《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失戀33天》、《匆匆那年》、《山楂樹之戀》等清新小題材影片的高票房記錄。

電影作為一種藝術，表達的是一種對生活的態度、對世界的看法，即對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表達，這是電影的靈魂。對影片題材的喜好選擇恰恰從側面反映了這個時代對誠摯情感、充實生活的渴望，對彰顯高層次、高質量的精神需求和情感生活的回歸。

思考之三：德性生活的回歸

近年來，有那麼一部分先富群體，被學界稱為“清貴群體”，他們承載著“家底殷實、人品清貴”的價值觀，開始對擁有的財富和支配方式進行理性反思，積極傳承著德文化、善文化，除了注重生活的內涵，更多表現為對德性、品格、精神等非物質因素的追求，更加主動地參與社會事務，追求公正與良好的社會秩序。他們用自身的財富、資源來參與民間救助、社會志願、公益慈善等，影響范圍正日益擴大。

2008年汶川地震中，有位王先生駕駛價值近500萬元的“擎天柱”汽車，帶著食品、飲用水，和另外3輛越野車一起，加入志願者救援隊伍，先后將幾百人送到安全地點。他的舉動引來了一片掌聲，有網友說：“這才是值得尊敬的財富精神。”

從重拾起些許遺落了清高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的田野”、“主要看氣質”，到用自己的財富、資源幫助他人，“清貴群體”不僅做清高可貴之人，還將德善文化代際傳承。良好的教養、社會的擔當、自由的靈魂、獨立的意志正是他們的特征之一。培養這樣的修養氣質，離不開良好的家風與社會教化。“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古有“三散其財”的陶朱公，“廉儉孝義第一家”的鄭義門……，通過這些穿越歷史時空的故事人物，或許可以找到當下社會先富群體回歸德性生活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