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醫院能夠在事件之初發現並及時制止該行為，並借助社會力量參與幫扶，而不是冷漠地旁觀，廖丹違法犯罪的念頭可能在一開始就被掐滅。

　　2007年，廖丹的妻子被查出尿毒症，因沒錢給妻子治病，廖丹找人私刻了醫院的收費章，以免去高額透析費。多年未被發現。事發時涉案金額高達17.2萬余元。廖丹以涉嫌詐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今年5月16日，廖丹的妻子杜金領去世了。廖丹表示感謝大家幫助：“不要像我一樣做違法的事”。（《新京報》5月18日）

　　杜金領屬於不幸中的萬幸——如果在2012年沒有被媒體關注，很可能因資金拮據而無錢繼續治療，過早死去。這次導致杜金領病情惡化並不幸離世的不再是經濟問題，而是沒有找到合適的腎源，最終死於尿毒症引發的器官衰竭和心肌梗死。

　　廖丹選擇用刻章的辦法逃透析費，無非是因為家庭拮據，難以承擔其妻尿毒症的巨額透析費。為了解決治療費，廖丹才被“引向”詐騙的道路。法院的判決是沒有問題的，醫院的爛賬和醫保救治不力，才是最值得我們反思的地方。

　　法律有法律的尊嚴，人情不應大過法律——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難處，不能因為有困難就去做法律禁止之事。法院基本上平衡了違法必究和當事人救妻心切的矛盾，充分考慮到當事人詐騙的緣由，給予了最輕的刑罰。

　　最值得追問的是醫院的財務制度。為什麼僅僅憑借當事人私刻的收費章，就可以不繳高額透析費，而且這一行為持續數年之久不被發覺？醫院財務處每個月的賬是如何核對的？類似的爛賬事件難道僅此一例？如果沒有發現，醫院如何填補此類爛賬的漏洞？更進一步說，如果醫院能夠在事件之初發現並及時制止該行為，並借助社會力量參與幫扶，而不是冷漠地旁觀，廖丹違法犯罪的念頭可能在一開始就被掐滅。

　　要減少這類令人遺憾的犯罪，社保機構應盡快擴大醫療保險覆蓋面和保障力度，另外盡力控制治療費用的上漲。隻有在個人獲得足夠保障，在經濟上不為重大疾病的治療擔心的時候，公眾才能不因病致貧，更不必因病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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