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擊“血販子”，別把獻血搞成“苦情”

背景：據報道，在一些地方，“血販子”把國家明令禁止買賣的血液當成商品囤積，高價出售給需要用血的病人，從中牟取暴利。

華商報發表楊鵬的觀點：2014年全國無償獻血率僅為9.5‰，按世界衛生組織標准，人口獻血率達到10‰－30‰才能基本滿足本國臨床用血需求。曾有業內人士說“我國對互助獻血的依賴性較強，沒有互助獻血，就不可能保証這麼充足的血源。”借著互助獻血之名，“血販子”安排賣血者假扮患者朋友、親屬到正規血站“假捐血、真賣血”，從中獲取高額利潤，這樣的事情並不鮮見。我們面臨著兩難，一方面，買賣血液違法，“血販子”的違法行為自然要嚴懲不貸﹔另一方面，當處於無償獻血遠遠不能滿足臨床需要的這個基本現實裡，越是嚴厲打擊，越可能使得患者家屬求血不易，從而使得“假捐血、真賣血”更加隱蔽化，因為風險更高，患者家屬反倒需要支付更加高昂的成本。

京華時報發表鄭山海的觀點：要治理“血販子”，不能寄望於一味堵、一勞永逸。在很多國家，血庫會建立無償獻血的志願者信息庫，如果血源緊張，就主動與這些志願者聯系，發動他們獻血，緩解庫存血不足的問題。這被証實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此外，可以利用互聯網技術，建立一些類似於“眾籌”機制的用血信息平台。平台定期向社會發布一些用血需求，甚至可以將一些需求乃至輸血的急迫意義進行公布，通過有血有肉的病例，激發人們無償獻血的責任心與成就感，把互助獻血從個人的朋友圈擴展到社會大家庭。血庫也應多與社會互動，定期公布用血成本，打消人們對血庫可能用血謀利的顧慮。總之，當病人不再“望血興嘆”時，“血販子”的生財之路也就自然斷了。

小蔣隨想：影視劇中時常會出現如下場景——危急時刻，某人毅然為他人獻血，之后臉色蒼白，走路踉蹌，差點暈倒﹔某人家庭經濟困難，萬般無奈隻得賣血，催淚又悲情……面對“傷身”又“苦情”的鏡頭，受眾會產生怎樣的感想？這會激發人們的獻血熱情，還是令人心生恐懼與悲涼？現實中，不同的人對於獻血到底“有害或無害”的認知大不相同。獻血后，有人覺得“一點副作用沒有”，也有人覺得“身子弱得大補”。究竟是個體身體差異，還是心理負擔大於實際“損害”，莫衷一是。在猜忌中，醫學科普似乎也不那麼管用。據說，如今主動無償獻血的主力是農民工與大學生。顯然，獻不獻血與讀過多少書沒有關系，獻血是否影響體能也不一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真正的自願無償獻血還是出於愛心與熱情。

反思“童工之死”，敦促“精准扶貧”

背景：24日，廣東佛山14歲“童工”王攀的遺體被火化。招聘使用王攀的公司已向家屬支付賠償款15萬元，佛山市南海區人社局對企業處以罰款1萬元。此前，該局經過調查表示：“未有証據顯示該公司存在超時加班問題。”

京華時報發表曾穎的觀點：有媒體質問“15萬元賠償能否換來一條年輕生命？”有評論感嘆“罰款一萬元，是處罰還是撓痒痒？”還有論者質問“憑工廠單方面一紙考勤表就推斷沒有超時，有關方面的調查是不是太簡陋了點？”從法律層面來看，《刑法》和《禁止使用童工規定》等法律條文，都態度鮮明地禁止使用童工，但在操作層面上，還是稍顯軟和，未形成“不可觸碰”的高壓線效應。而且，法律對使用童工的企業責任擔當的權重，多於未成年人家庭的擔當。而事實是，當下的一些童工，很多都是由自己的親人送進工廠的，童工王攀也是一樣。而法律對此的打擊和處理力度，卻明顯偏弱。當下，經濟形勢和用工形勢正處於嚴峻狀態，某些企業經營者，或許會在用工方面動歪腦筋。一定要從執法和社會關注層面，將這條路堵上。當務之急，是查查是否還有像王攀那樣，正處在危險中的童工，並將他們解救出來。

小蔣隨想：幾年前，我們就看過“當童工有肉吃”、童工不願回貧困老家的報道。有的童工雖然被送回原籍，卻沒有如善良的人們預期的那樣接受義務教育，而是又悄然踏上了打工之路。這樣的事例令人唏噓之余也表明，如果無法改善某些貧困家庭的狀況，“窮人的孩子早打工”就沒法避免，保護兒童合法權益就會淪為紙上談兵。而扶貧攻堅，其實是一項國家戰略。高層提出“精准扶貧”，也是對地方政府提出的一種責任要求。扶貧終歸需要過程，這之中，困難家庭的難耐與生存之需如何破解？短期的“授人以魚”與長期的“授人以漁”仍需有機結合，既不能讓困難家庭“等靠要”，又不至於令有關家庭無奈讓孩子早早自謀生路。其中的“度”的把握並不容易，但也是解決童工問題必須克服的。

小蔣的話：大家好，我是小蔣。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鮮事。你評，我評，眾人評，百花齊放任君看。觀點各有不同，角度各有側重，隻要我們尊重客觀、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