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1年当选为云南省怒江贡山独龙江乡人大代表算起,30多年间,高德荣曾陆续担任过乡、县、州、省、全国的人大代表。高德荣每年都会提出关于促进独龙江乡、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议案和建议。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各级人代会上先后提出200多条提案和建议,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采纳。而他之所以尽心履行自己的职责,与他小时候过的穷日子有关。(《中国青年报》12月23日)
说到小时候过穷日子,我首先想到了刘铁男。在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期间,他直接或通过其子刘德成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558万余元。在解释自己的腐败行为时,他说他小时候过的是穷日子,穷怕了。
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也用“穷怕了”解释自己的腐败行为,他说:“1959年1月,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双目失明,以算命为生,母亲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72年,母亲得了气管炎,之后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坚持正常的生产劳动。我有两个双目失明的弟弟,当时父亲的生意不好,家里比较困难”,“我时常担忧,不知今后家里还会不会再次出现困境。再加上两个弟弟均双目失明,特别是侄女出生后也是双目失明,我的担忧与日俱增,经常考虑经济上如何有保障,如何解决后辈的生存问题,不让后辈再次受苦。所以,我在如何打好经济基础的问题上考虑得比较多,有着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
还可以再举若干这样的例子。这样的例子看多了,就难免让人疑惑:今后,我们在选干部时,能不能不选从小过穷日子的人?
然而,从高德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穷怕了”:他不是怕自己再过穷日子,而是怕独龙江人民仍然过穷日子。因为这个“怕”,高德荣放弃了怒江师范学校团委书记的职务,返回独龙江乡,成为乡巴坡完小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想通过教育让群众走出贫困。因为这个“怕”,他放弃了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务,返回贡山县工作,带领家乡的群众致富。还是因为这个“怕”,他作为人大代表的200多份提案与建议都紧紧围绕家乡的发展这一主题。
看来,官员(高德荣不仅是人大代表,也是官员)有两种“穷怕了”,一种是怕老百姓过穷日子,一种是怕自己与家人过穷日子。前一种“怕”,有可能会成为努力工作、造福一方的动力。而后一种“怕”也不完全是坏事,有些领导干部因为有此一“怕”,就时刻告诫自己,要安分守己,不做违法的事。怕就怕因为有此一“怕”,就像刘铁男、许迈永那样,为自己与家人不受穷而大捞特捞大贪特贪。
既然小时候过的穷日子,可以成为搞腐败的理由,也可能成为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动力,我们就不必太在意官员小时候过的什么日子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