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孔庆东“骂人与被骂”中的侵权分界

　　专栏

　　孔庆东当初因微博骂人“汉奸”被判侵权，但被骂“禽兽”却被认为属没明显恶意，这尊重了新闻评论的自由，也给公众普及了人格利益克减的相关法律知识。

　　近日，北京海淀法院对“孔庆东诉南京广播电视集团名誉侵权案”做出一审判决，以“言论自由”和“公众人物人格利益克减”为由驳回孔庆东的诉讼请求。海淀法院的判决以大量“说理性”论述彰显出对维护社会表达自由的保护倾向，重申了公众人物人格利益在正常舆论监督下“克减”的基本原则。该判决也被认为在中国传播法发展过程中起到标本作用。

　　“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

　　传播法理论中，“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一直被当作新闻表达界限的核心理念。新闻报道应严格遵循真实性原则，而评论则属于社会对新闻事实的主观性评价。它或褒扬，或贬损，只要基于真实的新闻事实，评论者没实质性恶意，即便存在个别过激言辞，也属于表达自由范围，法律应予以保护。

　　如同海淀法院在判决中所指出的，“新闻评论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是大众表达意见、交流思想以及开展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途径，这种独特价值决定，对于新闻评论应适度宽容，慎重认定侵权”。法律之所以对新闻评论许以更多的自由，核心原因在于新闻评论权力来源于《宪法》规定的舆论自由和监督权利。大多数情况下，新闻媒体代替民众行使对新闻事件的评论权，此时评论的价值就逐渐演变成民众的权利，也就属于公共利益范畴。

　　本案中，评论节目是否侵害孔庆东的名誉权，应充分考虑评论是否具有实质恶意。涉案节目属于读报节目，评论依据均来源于真实性报道，评论内容必然会涉及到特定的人或事。既然是对事情的评论，当然会出现批评性词语，提出批评的原因并非对当事人的“恶意中伤”，而在于针砭时弊，属于“对事不对人”。孔庆东因微博“骂人”败诉的事件在社会引起关注，评论人因此发出“是教授，还是野兽”的评论，虽对其本人有所抨击，但核心观点仍基于“微博骂人”之事，并未“借题发挥”到其他人身攻击方面。所以骂声虽刺耳，但也是事出有因，结合节目前后文表达和节目一贯风格来看，不应被认定具有实质恶意。

　　廓清人格利益克减的适用范畴

　　本案另一个焦点在于孔庆东的特殊身份。孔系北大教授，也是网络大V。而对公众人物的人格利益进行了一定限制，已成世界各国法律常识。拿本案来说，不是说孔庆东没有名誉权，而是在面对公正且善意的评论时，应较普通人更具容忍力。

　　所以，海淀法院在判决中强调，“应允许公众对公众人物的行为特别是不当行为提出合理的质疑、指责甚至刺耳的批评，不能简单地认为仅是质疑和批评本身就构成侵犯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难能可贵的是，涉事法院判决还将“公共利益”和“言论自由”引入到对公众人物评价体系中来，并以“明显恶意”作为是否属于公正评论的界限。这无疑是将宪法权利民事司法化的积极尝试。

　　回过头看，孔庆东当初因微博不当表达，骂人“汉奸”被判侵权，这与其公众人物特殊身份也有紧密关联。公众人物有大量粉丝，在广泛关注下其表达就有公共利益性质，因此公众人物在表达领域同样要受到一定限制。口不遮拦固然是种语言习惯，但对公众人物来说，不谨慎的表达很可能成为侵权的构成要件。换言之，他之于公众和公众之于他，本就该奉行“两种标准”。而今年10月10号最高法通过的网络侵权司法解释规定，将转载者“性质和影响范围”作为是否具有过错的认定标准，也表明网络公众人物的表达应更为谨慎。

　　反过来分析，本案中涉事评论员也属于公众人物，他的表达也应更为谨慎，不过，该评论员评论的内容是法院的生效判决，也是公众所关心之事，是“公事”，这与之前孔庆东因文章被学生批评而“爆粗口”的“私事”性质大相径庭，判决结果自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朱巍（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