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盗尸火化”吃官司是否“被逼无奈”？

市民“庆祝”领导落马何以被“行拘”？

背景 ：11月1日晚，一份大同警方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在社交媒体传播并引发关注。该文书显示，一名赵姓男子因在大同市委门口举国旗、燃放烟花爆竹等方式煽动群众，严重影响社会秩序，被行政拘留15日。赵姓男子则表示，只是“拥护党的英明决定”，“庆祝”大同原市委书记丰立祥落马。

华商报发表邓海建的观点：一个没有违法记录的公民，因为拉国旗、唱国歌而被行政拘留。这背后的逻辑，实在令人费解：一来，国歌国旗是《宪法》规定的，只要没有亵渎或侮辱，歌咏对之的热爱与敬畏，不仅不是犯罪，更应该是提倡的公民权益与自由。二来，在地方党政机关前唱歌跳舞或者燃放花炮，所谓对社会秩序的“严重影响”，该如何界定“严重”程度？再说，“煽动群众”的，一般是流言或谎话，举国旗如果也算是“煽动”的话，中国社会的各种庄严仪式岂非都有非法之嫌？“官员倒，放鞭炮”，这似乎成了民众庆祝贪官落马的“必备曲目”。这样的鞭炮声，起码传递了三重正面价值：一是对权力贪腐的深恶痛绝，二是对拍蝇打虎的鼎力支持，三是警醒在位者用好手里的公权力。

小蒋随想：据悉，至少有10名以上大同市民因牵扯此事被行政拘留。说白了，老百姓痛恨贪官，也会对一些贪官曾被“带病提拔”感到愤慨。对于这种负面情绪，有人只是私下咒骂，也有人试图通过公开的方式表达。问题是，对于群众“公开庆祝”贪官落马，尤其是到政府机关门口，某些在任的管理者恐怕觉得是在“恶心”自己，是在给政府“抹黑”，因而武断地将此归入“非法集会”、“煽动群众”范畴。至于唱国歌、举国旗的合理合法性，根本就不在某些领导的考虑之内。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群众应有对干部乃至行政给予好评或差评的权利。今年8月，甘肃临洮县县长柴生芳劳累过度猝死，当地万名群众自发上街送别灵车，高举“柴县长一路走好”的横幅。同样是群众“自发聚集”，管理者的态度为何迥异？所谓“煽动群众”，有怎样的“标准”？

干部“盗尸火化”吃官司是否“被逼无奈”？

背景 ：广西北流籍犯罪嫌疑人钟某富以及广东籍犯罪嫌疑人董某庆、何某明3人因涉嫌盗窃尸体罪，近日被北流市公安局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董某庆、何某明原为民政干部，买尸火化是为了完成“任务”。

华商报发表毕晓哲的观点：一些地方土葬习惯很难打破，甚至出现“害怕火葬而突击自杀”的事件。如果政策在一些地方基本无法执行，或者，遇到的是绝大多数人的抵制，说明政策本身在一些地方尚不符合时宜。应该针对性做出政策方面的调整，而不是“一刀切”，更不应该为了完成“任务”而不顾实际下“火化指标”。如2009年出台的《广东省殡葬管理办法》，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应当实行火葬，暂不具备条件实行火葬的地区，允许土葬。”让政策更人性化和更符合当地民众意愿，以及出台更富有地方特色的配套性鼓励政策，这是完全必要的。

新京报发表毕舸的观点：任何社会事务的管理一旦简化为数字治标，很容易导致问题的异化，“买尸火化”正是这样的异化产物。据何某明交代，他还专门向镇政府领导汇报，领导居然同意了这个方案。由此可见，“买尸火化”已绝非个体行为，而是为了应对火葬任务指标、个别地方政府公然作假应付的潜规则。我们必须还原殡葬政策的利国利民本意，彻底铲除畸形的火葬政绩观和粗暴指标化管理，而是要通过普及教育，循序渐进，逐步消除误解，达成社会各界对殡葬改革重要意义的共识。如此才能让殡葬政策推行得更加顺畅，更符合公共利益。

小蒋随想：如何安排自己的后事，怎样处理亲人的遗体，其实属于私权利范畴。举个类似的例子，尽管身故者捐献器官对社会与他人有重大积极意义，但在捐与不捐的问题上，必须尊重死者生前的想法与家属的意志，外力无权干涉。这之中，不应涉及“对与错”的道德绑架，已然成为社会共识。同理，火葬既有卫生防疫方面的考虑，又是为了避免“死人与活人争地”。但是，纵然目的初衷良好，也不能漠视个体的私权。至少，在强调人性化的当下，有关政策的制定需要因地制宜，切勿搞霸王硬上弓。由此观之，“买尸火化”以及盗尸犯罪，恐有被逼无奈之嫌。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