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简：电影《亲爱的》折射了怎样的制度之殇？

　　电影《亲爱的》讲述的，是一群失去孩子的父母去寻找孩子，以及养育被拐孩子的农村妇女如何为夺取孩子做抗争的故事。影片细腻写实，对拐卖儿童问题及其引发的对家庭、对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刻画，展现了温暖厚重的人性力量。观影过程中几度湿了眼眶，但真正让笔者耿耿于怀的，不是为人父母失去孩子的痛苦和绝望，不是人贩子的可恨可憎，而是当下制度的墨守成规和不近人情。

　　影片中孩子丢之之后，其父田文军去派出所报案，接警人员以“未满24小时不能立案”为由拒绝了他。后面的情节证明了，如果警察及时立案、迅速调动监控录像，也不至于闹出这一悲剧。田鲁夫妇在警察局报案时，警察淡定的告诉他们“在这一年我们已经接到了xxx起，孩子丢失的案子，他们刚开始的样子就和你们现在一样，你们也别激动了，去留个DNA存档就回去吧”。

　　警察的说法俨然是对孩子丢失的消息见怪不惊，那么既然一年又那么多案子，街道孩子丢失的消息，第一反应为何不是孩子被拐卖了，从而迅速行动起来？规定是死的，但人是活的，虽然警察的拒绝是“按制度办事”，可这样的“按制度办事”实在难逃“懒政”和“不作为”之责。

　　接下来，在韩总去办理生育证的场景里，同样上演了“制度”与“感情”的冲突。韩德忠要办理二胎的准生证，却被计生人员要求出示“第一个儿子的死亡证明”，这样的要求犹如俨然变成了压垮韩德忠情感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韩德忠所说“我们坚信我的孩子没有死，我的孩子丢了整整6年了，我们找了6年了，现在你告诉我们要给他开一张死亡证明，我的儿子他没有死啊。”

　　这一声呐喊出自肺腑，面对硬邦邦的“制度”，感情显得如此软弱无力。虽然最后韩德忠孩子的生育证办下来了，但过程我们不得而知。是“制度”让步于“情”，还是“情”妥协于“制度”，导演并没有告诉我们。只是在韩德忠所说的“合法的”三个字里，我们读出了浓浓的无奈。

　　回味整部电影，发现原本历历鲜明的角色，竟然面目模糊起来。无论是贯穿电影始末的田文军、占据大半分量的李红琴，还是帮李红琴打官司的小律师高夏，逐渐都浓缩成了自己群体的影子。无望的独自寻找孩子的父母，被人歧视的没有文化的农妇，势力冷漠保护膜下裹着善良和柔软的你我他。每一个角色都有着自己惊天动地的故事，在制度的游戏规则下上演着挣扎。

　　可以说《亲爱的》是一部写实的纪录片，主角们演绎的故事是真实的，里面反映的“制度”与“感情”碰撞也是真实的。这样的碰撞，如清澈的溪流一样，没有丝毫的艺术加工和装饰，就那么真实自然的贴合实际。但就是这样的实际，生生的硌疼了我们的神经，钝钝的，犹如“慢刀割肉”。

　　有人说陈可辛太过大胆，将这样的“碰撞”搬上大荧幕，但笔者看来，陈可辛的“大胆”实在是用心良苦。制度之下的“法理矛盾”，只有广而告之，拿出来晒晒太阳，才会得以解决，如果一味的藏和掖，其结果只会是腐烂和颓败。

　　稿源：荆楚网

(来源:荆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