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党员犯法,加等治罪

　　检索历史文献,可以发现,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董必武是强调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严格遵守法治最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外表温和慈祥,内心却有着许多人难以企及的对民主法治坚强不屈的追求、信仰!

　　董老是第一个提出“党员犯法,加等治罪”的领导人。1940年8月20日,董必武在陕甘宁边区中共县委书记联席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道:听说有些党员同志犯了法,因为他自以为是党员,就想不受政府的审判和处罚；而有些地方党组织也觉得党员犯法是党内的事,想让他逃避政府的审判和处罚。这都是不对的!党员如果违反了党所领导的政府的法令,除应受到党纪制裁之外,应比群众犯法加等治罪。为什么呢?因为群众犯法有可能是出于无知,而党员是群众中的觉悟分子,觉悟分子犯罪是不能宽恕的,是应当加重处罚的。不然的话,就不能服人。从前封建时代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传说,从这传说中很可以看出人民希望法律上平等的心理。难道我们共产党不应当主张比封建时代传说下来的一点法律上的平等更前进一步吗?因此,董老请求陕甘宁边区的党组织通过一个决议,警告我们党员必须遵守边区政府的法令。党员犯罪,加等治罪。这不是表示我们党的严酷,而是表示我们党的大公无私。党绝不包庇罪人,绝不容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党员绝不例外,而且要加重治罪,这更表示党所要求与党员的比起非党员的要严格得多。

　　董老是党内第一个、也是最多一个揭露、批评部分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认为法律是管老百姓、而不是管自己的特权意识的领导人。1954年5月18日董老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党员、干部中,甚至在高级干部中,认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国家是他创造的,国家的法律是管别人的,对他没有关系,他可以逍遥法外。同年9月24日,董老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再次指出,有些干部居功自傲,不把国家的法律、法令放在眼里,以为法律是用来管老百姓的,似乎自己可以不遵守,违了法也不要紧。

　　董老是党内第一个、也是最多一个提出国家工作人员是守法的重点。他在1954年5月18日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强调了一次；紧接着在同年6月20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所作的报告中又强调了一次；1956年董老在党的八大所做的大会发言中铿锵有力地直言: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董老的上述主张是党的高层共识。抗战时期发生在延安的“黄克功事件”能够说明这一点。黄和抗大学员刘茜谈恋爱未果,枪杀了刘。延安对此案召开了公审大会,当法官让黄陈述己见时,他交代了犯罪经过,作了扼要的检讨。休庭片刻后,审判长一字一顿地宣布了判处黄克功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判决。

　　就在这时,一位工作人员骑马来到会场,给审判长雷经天一封信。主席台上先传出声音:“信,毛主席的信。”大会主持人招手让黄克功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因为毛主席的信中建议要当着黄克功本人的面,向公审大会宣读——

　　雷经天同志:

　　你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

　　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体恤。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随着雷经天的声音停止,大家再将目光转向黄克功时,他如梦醒来,高高地扬起头,然后连呼三遍口号。呼罢,在行刑队押送下走向了自己生命的终点。

　　(作者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长、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