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工作政绩需要靠数据支撑。申请多少项目,发表多少论文,获得多少经费,都是可以用数据来证明的,这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了考核便利,逐步成了考核标准。而教书育人是软指标,短期内难见政绩。在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胥青山教授看来,职称指标的数字化背后就是高校追求“学术GDP”,使教师变成给科研打工的“匠人”,越来越脱离教师教学的本质,也脱离了大学育人的本质。
当下,追求GDP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党政机关、地方政府,追求“学术GDP”也是学界常态。我们经常见到的情况是,国家课题、省部级课题、单位课题的立项数量、获奖情况、著作论文发表数量(特别是发表在A类核心期刊的论文数量)、引入项目的经费数量等,成为学术成败的标志。当然,这些内容也与个人的职称评定密切相关。
当“学术GDP”等于职称、科研经费、社会声望、官阶……并且成为衡量学术发展的主要参数时,“学术大跃进”也就不可避免。教授成为老板,研究成为“做课题”,评奖成为利益交换。
“学术GDP”崇拜下的大学,似乎是学校、政府和公司三者的综合体。行政化依旧占据上风,公司化的特征日益显现。在大学中,只要有个一官半职,就可以占据学术资源,可以操控某些评价体系和标准,学问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婢女。
“学术GDP”也催生了越来越多以营利为目的的所谓学术刊物。而发表论文的功利性、目的性十分明确,就是为了符合职称评审的要求。如此做法,使教师失去搞科研的动力,写出的文章也只是应景之作,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有的甚至成了学术垃圾。
论文的审核也越来越流于形式,只要你完成了职称评审的数量指标,就等于你跨过了这个所谓的“门槛”。无论你采用何种手段,“有”才是关键,这是个数字游戏。评审者与被评审者彼此心照不宣。
其实,教学才是教师的生命线。教学好的未必能写文章,会写文章的未必教学水平就高。而论文是教师教学生命的流淌,需要用心、用情去对待它。“学术大跃进”只能造就一批又一批的学术垃圾和文化泡沫。笔者以为,让学术回归学术,让教师回归教师,各就其位、各司其职。这也许就是中国大学的复兴之道、学术的希望之路。
《 人民日报 》( 2014年09月23日 1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