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思潮出现一些新的动向。密切关注这些新变化,同时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在增强我国的话语权与文化软实力、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国际政治思潮中关于不同制度的新思想。美国詹特森教授和韦伯教授在《美国的硬推销》中指出,过去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是五大理念:和平比战争好,霸权比均衡好,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民主比专制好,西方文化比其他所有文化好。但是,这五大理念今天不再像过去一样掷地有声、引领潮流,除“和平比战争好”外,其余四大理念正在发生变化。
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对不同制度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其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反思更加深刻。如:美国三位诺奖得主都严厉批判新自由主义。斯蒂格利茨说:一方面,它为银行家和投资者的行为提供依据,使他们相信,追求私利会提高全社会的福利;另一方面,它为监管者和决策者提供帮助,使他们相信,解除或放松监管会促进私人部门繁荣,使大家都能从中获益。克鲁格曼教授在批判里根的“小政府,大社会”理念时指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彻底粉碎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信仰。”萨缪尔森在这场危机中指责“那些完全指望市场力量的人”,并力主政府干预经济:既要在微观经济领域“对企业进行规范”,又要在宏观经济领域“稳定经济”。
二是国际政治思潮中关于人权的新观点。人权即人的权利,是“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针对西方宣扬的“天赋人权”与“人权大于主权”,美国东北大学潘琳教授认为:“我们错误地认为,人权是天赋的,是不可剥夺的。”但是,“我们不是生而平等的”。如果人不属于任何共同体,“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就是零,即“一旦某个人没有国籍,……这种情况中的人完全没有权利”,“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权利比人权本身更重要”。
让我们看看美国推销“人权高于主权”的实践逻辑:卡扎菲死了,利比亚人民享受到了更好的人权吗?穆巴拉克下台了,带来埃及的民主、自由与和谐吗?这难道就是西方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的现代文明?
三是国际政治思潮中关于不同民主政治的新论断。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学者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兴趣日浓,并认为它已成为世界民主政治的一种新形式。如在美国学者戴尔蒙德主编的《中国的选举与民主》一书中,不少西方学者认可中国民主并对其前景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支持改革的精英分子将会同普通民众一起,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民主政治体制。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说,中国民主要走自己的路。他强调“中国不拒绝民主,但也不简单输入民主。这是中国有序民主的希望”。
我们要高度重视国际政治思潮的新变化,努力破解西方在人权与民主等领域的话语霸权。要认清西方强加的“极权、专制、不民主”等概念陷阱,努力提炼和归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验和理论价值,不断增强政治自信力和理论说服力。▲(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