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晚报：废除户籍藩篱的社会学意义

　　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标志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印象中，新中国成立以来，让农民雀跃的国家政策有两个，一是从1978年开始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那是中国建国后农民从无产到有产的一次历史性转变，这一土地政策彻底释放了农村压抑已久的生产力，农村社会文化、国家风貌及经济实力为之翻覆。这一政策带动中国走出了十年动乱的创伤与迷茫，可以说，我们至今仍然在享受着这项政策的红利。

　　其次是从2004年至2006年，国家逐步取消农业税，并实施直接补贴政策。在华夏农村土地上实行了2600年的这一皇粮国税类别，就此成为历史。

　　而此次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比之前两项政策，更有社会学意义。前两项政策蕴含了经济学成分，因为经济发展而促进了社会进步。取消户籍区分，则纯粹是基于法理和社会伦理准则上的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昭彰。对社会结构和运行机理将会产生颠覆性的改变。

　　士农工商，次序背后是农业立国的社会现实，但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成为长期的困扰迷局。原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曾致信当时的朱镕基总理，述说农村现状：“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句话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经典表述。近年来，三农问题似乎逐步淡出公众的视野，是这个问题消失了吗？没有。数以亿计的农民散布在城市里，农村的空心化掩盖了其中的矛盾，实质上，三农问题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转移到了城市中。

　　进城的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后代，暂时远离了三农问题，因为户籍制度，这些在城市里的农民身在城市而心在漂荡，缺乏文化认同、绝缘城市福利、未来出路迷茫……这些比三农问题更严重的现实已经日益突显。城市靠一纸户籍把农民挡在城外，不符合市场逻辑，更不符合社会公平法则。一首《春天里》不能抚慰进城农民的失落与无助，不彻底消除制度藩篱，中国社会的二元对立就无法弥合，这危及的不仅是农民和农村，而是对社会健康发展的人为设阻。

　　多年以后，当人们回想那些萌生在城市里的梦想，不会忘记那些灰色的现实：一个有合法身份的国家公民，只因为是农村户籍，哪怕是在同一个城市的夜空下，也不能共享那片璀璨的夜光，甚至要适应巡防队员常态化地半夜三更敲门而入，要忍受土著居民和城市管理部门对自己身份和品行的怀疑，要忍受医疗、教育、社保等各类城市福利对农民身份的漠视。

　　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从来不老老实实地限定在其所管辖的领域之内，任何制度都会衍生出一系列社会文化、社会思维和社会心理的改变。曾经很荣光的农民身份因为户籍分割而成为国家的社会低层，建立在户籍基础之上的城乡二元对立，导致的结果不只是我们的公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只有暂住的权利，更严重的是这种扭曲思维已经侵蚀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源自身份不同而派生的优越感已经渗透到几乎所有的角落。比如职位的高低不同就会产生特权思维，在同一单位竟然会存在正式、非正式甚至多种不同的身份，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人们竟然认为这些都是正常存在，其背后深层次的思维根源都有二元阶层对立的影子。

　　任何人为的割裂都不叫和谐，任何有违公平的制度都不会长久。这一届政府认识到了户籍问题以及背后的诸多问题，这项从正义和公平基准线出发的良政，虽然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填充，需要完备的执行力做背书，但是我们透过政策设立的初衷，已经不难发现公平与正义将是中央政府的执政起点，诸多有违情理的现实不公都将被纠正，这种行政伦理产生的制度能量必然重整未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有时候，需要远观才明白什么是创造历史，而顺应民意消弭城乡二元结构的做法，无须在历史尽头回望，就已经知道它已经创造了历史。

　　2014年，你被幸运选中，站在了历史纪元的节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