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
一定程度上,说金砖国家“晚会结束”,折射的是对全球治理体系出现新力量的不适应。金砖国家组织机制化越成型,唱衰论就越盛。金砖国家“关不关灯”,开关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非他人嘴中。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15日至16日在巴西举行。与这次峰会相伴随的,很可能是金砖国家峰会举行近6年来最具实质性的成果: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这两个行动计划,意味着金砖国家1500亿至2000亿美元的专项资金安排,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国际金融秩序的深度改造。而这种改造,将对现有秩序形成从心理到机制层面的冲击。
由此可以理解,在此次峰会召开前夕,关于金砖国家是否已经“褪色”的言论何以甚嚣尘上。有言论甚至认为,“金砖国家晚会已结束,是时候关灯了。”
事实是这样吗?一些数据仿佛在支持这一观点:2013年,一些机构分析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低于欧美国家,欧美国家重新占据50%以上的贡献率。此外,由于美国退出QE政策的预期以及未来加息的影响,去年至今年早期,不少新兴经济体遭遇了美元流出、本币贬值、市场动荡,其中尤以印度和印尼的“双I危机”、巴西GDP增速预期下滑到2%以下为标志。金砖国家衰退的证据似乎很确凿。
但即使从数据出发,关于金砖国家“褪色”的预言,如果不是有意为之,至少也是有失偏颇的。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美元流出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而且自今年5月以来,美元正重新流回新兴经济体;另一方面,虽然出于主动调控以及遇到增长瓶颈的影响,金砖国家GDP增速确有放缓,但大致仍可保持欧美主要经济体一倍以上的增长速度,其后发优势并未耗尽。在这种情况下,何来“关灯”之说?
一定程度上,说金砖国家“晚会结束”,折射的是对全球治理体系出现新力量的不适应。金砖国家组织机制化越成型,唱衰论就越盛。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的拟议和成立,足以让这种不适应感越来越真实。原因是,这两个机构将为金砖国家乃至其他后发国家担当工程发包者和最后融资者的角色。这对习惯于国际金融最后贷款人和规则制定者角色的守成者来说,很可能会被解读为一种威胁。而地缘政治的变化又会强化这种错觉。比如,被逐出G8以后,俄罗斯对金砖国家组织的平台建设更加积极,因此,金砖国家可能发挥的从金融到政治上的作用,会让一些人不安。
但实际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首先不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颠覆,而是对其自金融危机以来所暴露缺陷的修补。这决定了它的合作性而非对抗性特征。而这种合作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避免新的金融危机对金砖国家造成新冲击,同时通过合作利益的扩大,弱化金砖国家的内部分歧,并找到更合理的解决这些分歧的方式。
就此而言,金砖国家金融实体的成立,不仅对内部成员国有利,也对全球经济体有利。当然,达到这种愿景,还需要许多时间去建设。至于在建设进程中出现的种种议论,简单讲,别当真。金砖国家“关不关灯”,开关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非他人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