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女童救人身亡”不能评见义勇为？

“8岁女童救人身亡”不能评见义勇为？

背景：四川8岁女孩李微微为救落水小同伴溺水身亡。当地政府曾打算为其申报“见义勇为”称号，却未获批准。当地官方称，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不提倡、不宣传、不鼓励，避免盲目模仿，所以建议不为其申报评定“见义勇为”称号。

新京报发表汪代华的观点：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重要。敬畏生命当从尊重个体生命开始，社会应从教育未成年人尊重生命开始。拒评见义勇为小英雄，是在向孩子们传达一种权利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在一切权利中，最为重要的是生命的权利。在权利与道德的均衡中，权利优于道德。尊重自己的生命才能敬畏人的生命价值。拒评见义勇为小英雄，看似无情实则有情。社会从人性化的关爱未成年人的角度来审视，我们的视野就更开阔，思考更深入，就会更理性更人性化。

新京报发表高明勇的观点：倡导和鼓励“没有自保能力或不明确危险的情况下”不要轻易救人，或许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乃至对特定群体的有效保护。但是，面对已经确认的见义勇为事实，以“不具备见义勇为的相关要件”为由拒绝，不仅罔顾事实，让逝者难以瞑目，让其家属深感痛心，更让潜在的见义勇为者感到心寒。换句话说，在面临危险时挺身救人，作为一个8岁的孩子，更值得肯定。对于这个因救人溺亡的小姑娘，当地政府部门可以不提倡，但不能不肯定，别忘了界定见义勇为的初衷和本质是什么。

小蒋随想：无论有没有“称号”，8岁女童李微微的壮举都是明白无误的见义勇为！在未成年人见义应当如何作为的问题上，我们不能走两个极端——过去许多年，向儿童灌输过见义勇为的崇高，鼓励孩子学习见义勇为，这导致一些不具备救援能力的孩子丧命。如今，不提倡孩子盲目救人，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但切忌使孩子变得麻木不仁。须知，青少年阶段是人生观与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期，社会必须让孩子渐渐懂得尊重生命、责任担当、守望相助，而不能等到18岁立刻要求“小大人”如何如何。一面是8岁女孩选择舍命救人，另一面是成年人犹豫遇到摔倒老人该不该扶，这本身就是巨大的吊诡。以保护青少年的名义，“不承认”李微微见义勇为，这种逻辑很扯淡。

“地方好政策”咋成“挂羊头卖狗肉”？

背景 新华网刊发一组信用体系建设的报道，让江苏睢宁县陷入舆论质疑风潮。该县在4年前，推出一套大众信用评级制度，将闹访等行为纳入信用评级，一推出即遭质疑。舆论认为该信用评级系统，是给人划分三六九等的“良民证”。但在遭质疑后，该新政并未被废置，而转为低调执行。

华商报发表马想斌的观点：在睢宁，“政审考察、资格审核、执照审核、政策性扶持、补助项目”等基本社会服务都可以通过信用评价，成为“要挟”民众提升个人行为的东西。甚至，在这样一个评价体系内，公权将个人的责任无限放大。政府的如意算盘，不仅明目张胆地打错了，甚至颠倒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公共管理部门为民众的权利服务，需要接受权利的监督和评价，这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换言之，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公民是最有权评价政府行为的，而不是政府以恩赐的姿态，给公民发放道德的小红花，去换得公民本应该享受的公共服务。

新京报发表午夜侃人的观点：尽管“良民”评级制在睢宁一直在施行，可其存在感很弱。除了舆论对其损害居民权益的一贯诟病，它的实操性也很差，非但遭遇银行等方面的“软抵抗”，就连征信办都觉得奖惩措施“难落实”。按理说，这样的征信体系，形同鸡肋，早该摒弃。可据睢宁官员回忆，2010年3月首套方案被质疑后，时任县委书记王天琦给出指示，埋头搞，不回应，不辩解。可以肯定的是，有错不纠，既是对民意的蔑视，也是对正当决策程序的架空，本质上也是权力脱羁，就此而言，它也没理由不被置于强效制衡的框架下。

小蒋随想：睢宁“变了味儿”的公民信用评级，是某些地方政策“挂羊头卖狗肉”的点滴折射。比如，许多地方都打着公共利益的大旗拆迁征地，不惜强拆甚至闹出血案，实质却是看上了农民与拆迁户的土地，地方行政者转手一卖地，就能获得数以亿计的土地出让金。还有，一些地方热衷争办大型体育赛事，以扩大地方知名度、促进全民健身为口号，可到头来，不仅花掉了大量本可用于改善民生的公共资金，而且赛后群众很难踏进新建的体育场馆……一些地方的官民关系为何紧张？恰恰是因为地方管理者给群众留下了“糊弄老百姓”的印象。如何监管管理者，也是将权力者装进民主监督之笼的应有之义。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