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隆林德峨镇14岁的苦孩子杨六斤,6岁时丧父,母亲带着弟弟改嫁了,4年前爷爷奶奶又相继去世,他独自生活在一个空房子里,每个星期仅有堂哥给的10元生活费兼零花钱,常吃野菜乃至野草充饥,还自制工具抓鱼,算是肉菜。5月底,广西电视台播出了他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爱心捐款迄今已达500多万元。
如果说杨六斤之前挣扎于生存的边缘地带,处于一个缺少爱的世界,那么,现在火山般爆发的爱心,足以证明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并不缺少爱。但一点不奇怪的是,每次这样爆炸式的捐款献爱心,都带来很类似的“献爱心后遗症”:一方面捐的钱款似乎“过度”了,另一方面,人们开始担心起爱心捐款的去向。
这不,就是媒体的报道,也开始打起架来。6月6日,深圳康桥书院把杨六斤接到学校学习,6月21日,杨六斤堂哥、隆林德峨镇镇政府干部等人来到深圳,要求将杨六斤带回广西,说他现在已经是公众人物,需要他回去处理一些事情,包括捐款。于是有媒体说杨六斤家乡镇政府“抢人”,是将他拖向另一场人为悲剧;而另一家媒体则指责“抢人”报道失实,康桥书院的院长也站出来,否认了“抢人”一事,称由于未履行转学等规范的手续,是在跟广西客人友好地沟通后,才让杨六斤被接回广西的。
人心惟危,网友直言不讳地质疑镇政府的动机,是迫于压力还是谋取名利?也有人对杨六斤堂哥表示不信任。但冷静一点看,如果说镇政府以前对“弃儿”不关心不作为,这回参与进来,很可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杨六斤堂哥,虽然自己生活条件很差,能给的资助很有限,但肯定曾是孤苦无依的杨六斤的唯一的依靠。不说对当地政府的指责,因为500多万元的爱心捐款,抡棒去打杨六斤堂哥可能存在的“贪心”,这简直有拿爱心捐款陷受助者亲人于不义的嫌疑。
而公众疑心病的病根,首先在于政府保障体系的缺位。虽然《民法通则》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早就有撤销父母监护权的相关条款,但起诉者“有关单位”一直没有站出来,使这一条款成为“沉睡法条”,从而对未成年人监护的所谓干预,也就名存实亡了。据民政部2013年发布的数据,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未成年人共约61.5万名,其中肯定有不少像杨六斤这样父死母嫁的“事实孤儿”,如果老早把这类“事实孤儿”纳入孤儿保障体系之中,也就不会有什么吃青草活命的“少儿励志故事”了。
捐款爆棚、爱心“过度”的背后,有制度缺失、行政不作为的积弊。钱,能帮助有需要的人,能传递爱和温暖,但钱也会伤害爱心的传递。只有当制度确立并有效实施,爱心才不会纠结打架。稳定社会关系,不是靠感情,而是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