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1+1：政府当"诚信考官"定百姓待遇,行政失信咋办?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

高空坠物“连坐赔偿”算不算“冤枉好人”？

背景：2011年8月，一个杯子从四川成都锦阳商厦楼上掉落砸中路过的陈涛，致其留下创伤性癫痫等严重后遗症，医疗费用欠下十几万元。随后，陈涛用“高空坠物连坐”的法律条款起诉整栋商厦业主，仅确定138名被告数量就花了3年时间。直至近日，该案一审宣判，法院判124家被告各赔陈涛1230元，共152520元。

华商报发表然玉的观点：判决“124家商户平均分担15万的赔偿金”，其依据源于《侵权责任法》。该部法律的首要功能便是“救济”，也即保障私权、保护受害人。在无法精确界定肇事者的前提下，让楼内商户一并赔偿，其逻辑起点始终是救济受害人，而非制裁施害者。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即便从法律分工角度看，“侵权法”也是以捍卫受害人利益为本位的。而惩戒伤人者，显然是刑事法律的侧重范畴。在一审判决之后，部分被告“喊冤”。他们可能确实不是事实肇事者，然而却是特定情形下，法律所明文“规定”的责任主体。法律从来都是一套预设的规则，它事前兼顾了种种可能，并作出对应性安排。倘若人人多一点克制与自律，多一点对别人安危的同理心，也就不会有那么多莫名其妙、从天而降的坠物了吧。

小蒋随想：世上总有一些案件会成为“无头案”。以前，找不着肇事者，受害人只能自认倒霉。如今，有了《侵权责任法》的“嫌疑共同担责”，这不是“疑罪从有”，而是捍卫弱势被害方的权益。有人说，这样的法律未必公平公正，肯定会“冤枉好人”。必须指出，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公正，法律只能尽可能确保相对的公平公正，甚至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如果被索赔者感觉不公，不妨换一个角度想——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找不到侵害者的受害人？当你为“冤枉”埋单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为自己“保险”。

政府当“诚信考官”定大众“社会待遇”，行政失信该咋办？

背景：江苏睢宁县在国内首创大众信用管理打分评级系统，自2010年开始全面推行大众信用信息分值，全市114万人每年根据分数被划为四个信用等级，然后享受不同“社会待遇”，比如A级者在入学、就业、低保、社会救助等方面优先照顾。

新京报发表观点：当地政府主导的这个信用评级系统至少有部分条款是值得怀疑的。比如，扣分比较多的几种行为：“围堵冲击党政机关、企业、工地、缠访、闹访”，“利用网络、短信诬告他人”，虽然从字面看，“缠访”“闹访”“诬告”等有违法之嫌，但如专家所担心的，这会不会对正常的上访、网络举报都形成威慑？上访、举报是公民合法权利，显然不该为此被扣不诚信的帽子。再如，“招商引资”竟然是一个信用加分项目，且不说招商和公民信用有什么关系，从公平角度来说也不合理。普通民众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这机会，更像是为公务人员量身打造。而信用总分是和“社会待遇”挂钩的，有人为制造“官民差距”之嫌。

京华时报发表刘白的观点：要让睢宁模式摆脱四不像的尴尬，需要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做一个清晰的切割，在“现代社会信用系统”和“传统的政府治理”两套逻辑间做一个拆分。一方面，信用打分权力应交给第三方评估单位或公共机构，政府不再扮演主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评分内容也应回归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用范围。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政府的维稳意志不应该由这个系统贯彻，而体制内晋升、奖励规则更不该扩大到整个社会范围内。

小蒋随想：虽然“缺德少信”成为当下一大社会问题，但诚信建设与信用评价也不能成为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事实上，一套诚信体系要想获得公众认可，自身设置首先必须禁得住社会考量。如果体系设置被夹带“私货”，甚至沦为权力者掌控民众的工具，必然会变味儿走样。而且，政府要搞诚信体系，政府与行政者不能“独善其身”。鉴于一些地方对本地发生的丑闻选择掩盖子，考虑到某些地方的辟谣反而被证实是谣言，如果由这样的管理者当“诚信考官”，怎能服众？所以，政府也当成为被约束和考评的对象，接受公众与第三方的审视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