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引咎辞职是个人的政治伦理选择

　　韩国“岁月号”沉船事件已经过去十多天，相关善后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昨天上午，韩国国务总理郑烘原召开紧急发布会，在对政府事先预防和事后救援方面的疏漏表达歉意的同时，他宣布承担全部责任，辞去现有职务。这一举动不仅引起韩国各界一片哗然，也让世界各国颇为震惊。

　　如此高级别的行政官员引咎辞职，虽然并不常见，但细数起来也不是没有。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像郑烘原这样在具体事件中站出来，全权承担责任、引咎辞职的情况极为罕见。正是这种特殊性，加剧了这一决定的轰动效应。

　　全球舆论场上，有关郑烘原引咎辞职的讨论不断积聚。很多人认为，反思重大灾难事件的发生原因，勇于承认问题并担负责任，体现了一种担当。但也有不少人对辞职行为表示质疑，觉得引咎辞职等于撂挑子，在事件善后尚未结束时辞职是在逃避退缩。

　　客观来看，郑烘原引咎辞职的诚意是无可置疑的。如同郑烘原在发布会上所述，在事故发生后，他就想到要引咎辞职，但彼时的首要任务是救援。目前，沉船事件处理已进入尾声，可以看到，选择在这一时间对外宣布辞职决定，并不是在有意推卸责任。事实上，站在现代政府责任体系的角度，即便郑烘原在更早的时候提出辞职，只要其应尽的责任没有完成，就有义务在承担全部责任后卸职。引咎并不对应责任承担的终止。在这个层面上，视引咎辞职为逃避责任有失公允。

　　本质上，引咎辞职是国家政治制度之外的一种行为。换句话说，即使一个国家在机制上构建了“引咎辞职”这样的退出机制，也不存在一种强制性规定，明确在什么情形下必须引咎辞职。因此，官员引咎辞职更多是个人选择，大的背景是一个国家或政党的政治伦理。

　　促使官员选择引咎辞职的原因有很多。常见的情况，有出于个人因素的私生活丑闻曝光、被国内机构弹劾追诉，也有迫于国内外政治压力。总体而言，尽管引咎辞职是一种自责并负责的表现，但大部分时候，引咎辞职仍然是一个非常被动和无奈的决定，或者更确切地说，选择辞职未必就是当事人愿意的，其背后夹杂着政治权衡等多种复杂因素。

　　相比之下，郑烘原的辞职可能更为“纯粹”。虽然我们无法知悉所有致使他选择辞职的现实因素，不能排除与这个决定密切联系的，韩国传统文化、内部政治角力等等的影响力，但必须看到的是，就性质来说，沉船事件不能算足够引发政治震荡的事件。在这个前提下，仍愿意担负责任，并不惜为此付出政治生命本身，需要的已经不仅仅是勇气。更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出自个人良心的，符合政治伦理的政治担当。站在国家的高度，它是对国民负责，甘愿承担道义追究的表现。

　　至于事件处理本身，需要区分的是，引咎辞职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对国民负责的方式也并非引咎辞职一种。不过，纵然在具体问题上可以有不同的选择，都必须正视和承认，引咎辞职已是现代政治的重要内容，是政治伦理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