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日报：国家情怀当是“车洪才们”的金属品质

4月8日《北京青年报》报道，车洪才，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特聘教授，编纂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将要出版。36年的时间，车洪才最终完成了一项国家任务。然而，除了编纂者，已经没有人还记得有这样一项国家任务了。

“国家任务”，好一个沉重的人生承诺，庄严的研究目标，广阔的科研胸怀。科研人士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国家和民族得到荣耀和发展现代化。科研人士就是那一枚枚精致、精心且精妙的发展齿轮，搅动着国家机器、生产力机器，抵达世界科技核心。这种源自精神体系、信仰内部的力量，才是最有穿透力的力量，支撑他坚持36年而从未衰竭。

想到钱学森等老一代科研工作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硬是让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上了天。他们为什么能创造出人类科技史上的奇迹？因为他们将科技事业当做国家事业、民族事业，始终有饱满的国家敬畏感和国家担当。胸中的科学正气感、科研使命感始终饱满，当然就能得到科学升华，铸就伟业。——车洪才教授就有这种金属品质、光彩价值。

当下，在“SCI崇拜”、论文抄袭、科研成果造假屡见不鲜的时代背景下，所谓的“高大上科研”已经蜕变成了“敲门砖科研”，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评职称甚至谋求更多的科研基金、装扮学术门楣、粉饰学术泡沫等。因为动机不够纯粹，精神力量不够厚重，外界的一点风吹草动，世俗的一个微小的功利性波澜，就能将自己打翻在地。著名教授、名校校长，都能屡屡爆出“抄袭门”，不就是最好的明证吗？

车洪才教授热了，红了，不是他的作为多么高明，而是我们的诸多作为太卑微；不是他有多么超凡脱俗，而是我们太功利世故。将科学信仰和国家需要、人民需要紧密接轨，无怨无悔，无私奉献，本是再简单不过的底线。而现在，我们却把它弄丢了，如果再不挽救，那才是中国科技界的最大悲哀和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