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套诗体《莎士比亚全集》原汁原味呈现莎剧

2014年4月23日是英国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随着这一纪念日的临近，上海译文出版推出了十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不同于之前《莎士比亚全集》的版本，该套全集是华语世界首部诗体《莎士比亚全集》，充分吸收国际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共收莎剧39部（在传统上的三十七部之外又收入《两贵亲》和《爱德华三世》两部戏剧），诗歌部分则收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确认为莎翁作品的长诗《悼亡》。“全集”凡470余万字，堪称整个华语世界搜罗最全、校勘最精，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首部诗体汉译莎士比亚全集，这套“全集”的出版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以诗译诗，呈现莎剧“原汁原味”

经过几代翻译工作者近百年的艰辛劳作和不懈努力，在诗体版《莎士比亚全集》出版之前，华语世界已经有了四套莎士比亚全集的译本：第一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以朱生豪译本为主体（经过吴兴华、方平等校订）、由章益、黄雨石等补齐的十一卷本；第二套是1967年梁实秋翻译在台湾出版的四十册本；第三套是1957年台湾世界书局出版的以朱生豪原译为主体、由已故学者虞尔昌补齐的五卷本；第四套是译林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以朱生豪翻译（裘克安、何其莘、沈林、辜正坤等校订）、索天章、孙法理、刘炳善、辜正坤补译的八卷本。

诚然，这些翻译大家为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普及传播做出了不朽之功，使得莎士比亚成为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英国作家，但是实际上莎士比亚的剧本是诗剧，而不是降格以求的散文体，而且莎士比亚作品的艺术生命力就在于那有魔力的诗的语言。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外交流的频繁，翻译事业的发展，时代呼唤一个全新的诗体的《莎士比亚全集》，以展现莎剧原汁原味的魅力。而译文出版社此次推出的中国翻译史上第五套《莎士比亚全集》正是响应了这一时代的需求。

方平主编、主译的这个版本是第一个华语世界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译本。莎士比亚戏剧的原貌是诗剧，是以素诗体（blank verse）为基本形式的诗剧，以诗体译诗体，尽量使译文在语气、语言节奏感上更接近莎剧原貌，是这个版本的最终诉求。

再者，该全集的主编与主译方平先生堪称中国莎学泰斗，方平先生终生研究莎士比亚，生前是中国莎士比亚协会会长，国际莎士比亚协会执行理事。因此这个译本溶入了最新的莎学研究成果，每部剧作和诗歌作品之前均有“前言”——分析作品的艺术特色、人物形象和思想主题等，对这部作品做出恰如其分的综合评价；之后又附有简明扼要的“考证”——对此部作品的版本情况、写作年份和取材来源等做出交代。

通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朱译本影响很大，朱译本重在通晓流畅，但是在翻译过程中失去了诗剧的原味，而本套译本，以诗译诗，力求贴近莎剧的本来面目，意味着对于语言的艺术形式给予更多的关注，更看重形式和内容血肉相连的关系，不满足停留于语言表层的意义上的传达，而是力求在口吻、情绪、意象等多方面做到“归宿语”与“始发语”的对应，在语际转换中力求把“失真”减少到最低的限度。

台湾著名诗人、翻译家余光中对本套译文寄予厚望，他指出莎士比亚首先是一个专业戏剧家，其作品是为了演出而创作的，并不是为了案头阅读。方平等人的译本，有望恢复莎士比亚剧作本来面目，从“案头书”变成“演出本”。

最新最全，网罗莎学研究界最新成果

据长期研究莎士比亚的复旦大学陆谷孙教授介绍，随着英国及世界文学史界的研究不断深入，莎士比亚的剧作数量一直在被刷新。到目前为止，已被确认的有39部。其中36部首次出版于1623年，也就是这位有史以来世界最伟大的文学家去世之后的第7年。陆谷孙在《莎剧书评》中透露，莎士比亚生前只关心其剧本的上演情况，而对是否出版并不感兴趣，加之印刷术和版本的原因，给后人研究其作品的归属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近期面世的上海译文版《莎士比亚全集》总共10卷，由方平主译，屠岸、阮珅、汪义群、张冲、吴兴华、覃学岚、屠笛等参译，收录世界莎学界公认的39个剧本，在传统上的37部之外又收入英国“河滨版”中的《两贵亲》和《爱德华三世》两部戏剧），诗歌部分则收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确认为莎翁作品的长诗《悼亡》，充分吸收了国际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方平先生在生前曾指出：“这一套全新的诗体全集译文《莎士比亚全集》不仅新在这是按照原来的文学样式（诗体）的新译，而是想着重表明在一种新的概念启发下，试图体现对于莎剧的一种新的认识。”

欧美现当代莎学研究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有一部分来自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研究莎士比亚的戏剧，既强调莎剧和舞台演出之间的密切联系。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形象取代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评论家们心目中的诗人兼哲人的莎士比亚的形象。所以方平先生等译者是用“诗体”还原了莎士比亚戏剧大师的形象，为此，在翻译工作中，方平先生要求自己和同伴们“进入角色，进入戏境”，“心中有戏，有助于把人物的口吻译得更传神些，或者更确切些。”

方平先生还在翻译过程中，试图把莎剧文本从传统的“案头剧”转向“台上之本”。比如在原来的莎剧中附加于文本的一些说明词、舞台指示等相当一部分不是出自莎士比亚之笔，而是当时的抄录员、剧场的提示者，以及十八世纪的编著者。英国著名的莎学家杜佛?威尔逊在编纂“新莎士比亚版”（1921-1966）时，很多场景说明和舞台提示，都不搬用现成的套语，而另出之散文化的语言。本套译文也做了这方面的改进。比如在《驯悍记》中，方平先生参照了泽菲瑞理导演的故事篇《驯悍记》（1967）中的处理，用这样一行舞台指示交代了当时的情景：[把新娘摔在肩头，扛着她就走；仆从格路米随下]。而朱译本则按照“牛津版”简单地交代:[彼特鲁乔、凯瑟丽娜、葛鲁米同下]，没有展现新娘被新郎“抢亲”似地当众劫走的场景。

另外，现当代莎学研究所取得的一个突出的进展，显示在版本的缜密的校勘上。当代版和当初朱生豪所使用的编订于上世纪的“牛津版”面目已不尽相同。如在《哈姆雷特》第一段独白中的第一句较好的现当代版本都作“O that this too too sullied flesh……”，方平译做“唉！但愿这一副——这一副臭皮囊……”，但朱生豪根据过去的文本“too too solid flesh”译作“太坚实的肉体”。

本套译文还考虑到到剧本所描写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文化色彩。如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第一幕第三景中，克莉奥佩特拉说：“I would I had thy inches.”,朱生豪翻译成：“我希望我也长得像你一样高”，而方平则考虑到古代埃及人奢侈纵欲，翻译为“但愿我也像你，多长出来那么几寸。”

皓首穷经，跨越半个世纪的翻译之旅

方平先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就翻译了莎剧《亨利第五》，但是50年代末到70年代，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容不下知识分子一方书桌。虽然方平先生私下断续翻译了三部莎剧，但是他说那时候恐惧的心情“就像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小媳妇，冒着伤风败俗的罪名，内心发抖，在黑夜里偷偷地去和自己过去的恋人私会。”

三十年后，虽然方平先生步入老迈，但是为了一尝夙愿，他于1993年又挑起了翻译莎士比亚的重担，他把“前辈翻译家看做一位可尊敬的竞争对手，务必要在前人所取得的成就上再跨出一步”。

但是诗歌体译本的翻译工作量是散文译本的两三倍。为了和时间赛跑，方平先生戏称自己是进入了“读秒阶段”，在接下来翻译的四年多时间里，“年年月月，伏案工作，没有星期日，没有假期、节日，甚至没有年初一，每天早晨，坐到书桌前，无异跨入了激烈的搏斗场，明知道强大的对手不会轻饶了你，却偏又迫不及待，倒像去赴亲人的约会”。

为了能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方平先生还组建了一支翻译的“梦之队”，他邀请了著名诗人翻译家屠岸和他的爱女屠笛博士；长期浸润于莎学的专家阮珅教授、汪义群教授和张冲教授一同参与翻译工作，并收录了在十年浩劫中屈死的、才气横溢的吴兴华教授的诗体译本《亨利四世》（上下篇），以及辜正坤教授和覃学岚先生合译的《亨利六世》三联剧。

虽然这些翻译家因为各处天南地北，不能共聚一堂，但是方平先生时时通过信件和他们互相讨论切磋，并且为了统一体例，他还草拟了一份体例的设想和“谈素体诗体的移植”寄给翻译伙伴们参考。常常为了一个翻译问题讨论再三，如在翻译“All`s Well that Ends Well”这一剧本的译名时，他和阮珅教授书信往返多次，最后改“人文版”的《终成眷属》为《结局好万事好》，为的是更贴近原文的意思。

虽然本套译文集出版之时，方平先生已经驾鹤西去，但是他作为老一辈翻译家对待翻译事业孜孜以求的精神将和这一套《莎士比亚全集》一起激励后来的译者、学者和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