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限牌，保密、泄密与公信力

　　25日晚之后，是否限牌已不再是疑问；限牌是如何泄密的才是疑问。如何泄密不是唯一的疑问；还应该追问：限牌的保密工作是如何做的？杭州市有关部门承诺，将追查限牌的消息是如何泄露的。追查，关乎政府公信力。

　　对限牌泄密现象，杭州市公路交通局副局长陆献德说，“不存在我们主动介入，这是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的。”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为什么还是泄密了呢？

　　据报道，杭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朱云夫说，杭州限牌的事情经过多次调研，历时久、参与人员多，很可能是在这些中间环节信息被泄露。但是，调研人员不是决策人员，调研所获得的信息也不是决策信息，而多家4S店发给客户的信息是十分精准的：“零时即将限牌，欲购车请从速”。难道调研人员与决策人员没有严格区分？而陆献德说“限牌的事情之前只有绝少数人知道”；因此，限牌的保密范围到底有多大，似乎也是一个疑问。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多家4S店事先获知的准确信息，是从同一个渠道获得，还是不同的渠道？

　　陆献德说，“新闻通稿在发布会当天泄露，可以理解。因为当天所有资料在多种会议上已经公开，要保证几百个人同时保密，显然比较困难。”知道的人多，泄密的可能性就大，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保密难度大，事先有没有相应的措施呢？

　　高考涉及的部门和人员要多得多，保密工作难度自然也大得多，但是高考保密工作并没有出现四面漏风那样的状态，这是因为有一套完整而严密的制度。当然，再严密的制度也会有铤而走险者，但是，有了严密的制度，信息走漏会留下比较明显的轨迹，追查泄密者相对容易，泄密的风险就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泄密者也是一个威慑。

　　“近水楼台先得月”，谁更靠近权力，谁就可能比别人先得到信息，这也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但这不是一个文明的传统。很多时候，信息就是利益，信息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直接导致利益分配不公平。高考和限牌，虽然是两个领域里的事情，但是，对社会公平来说，对政府的公信力来说，其重要性没有大小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