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19点,杭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26日起开始限牌。根据规定,自2014年3月26日零时起,在杭州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采取控制总量和“错峰限行”调整的双重措施。对杭州市行政区域内小客车实行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增量指标须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大量网民对政府突然宣布限行的行为表示不理解,认为政府多次辟谣又突然宣布,有损公信力。
我国已经快速进入汽车社会,用“车轮上的国度”来形容绝非夸张,由此导致一系列城市病,比如交通拥堵,加剧空气污染和能源紧张。据称,治理拥堵和环境保护的现实需求使得政府使出了限牌这个“杀手锏”。限牌,并非不可,但该不该搞突然袭击?
面对突然袭击的质疑,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陆献德解释,政府向公众保密的最大原因是限牌“太过敏感”,总结其他已推“限”城市的经验,选择“突然袭击”的方式更为保险。这番言辞经不起推敲,限牌谈不上敏感,即便敏感也没有理由向公众保密;至于借鉴其他地方的“经验”,更是显得苍白而无力,其他地方的不是经验而是教训,岂不闻其他地方搞突然袭击而备受舆论质疑?
更耐人寻味的是,政府向民众保密,而一些汽车销售门店却能掌握信息,这是为何?
公共政策面向公众,必须问计于民,在出台之前广泛征求意见。搞突然袭击,让人防不胜防,缺乏民意的充分参与,公共政策便失去合理性,即便强硬出台,也会遭遇民众冷眼相对。有学者直言,公民的广泛参与可减少政策上的弊端,进而确保一个更可行及公平的决策,还可以减低执行时遇到的困难,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与公众玩捉迷藏,这样的公共政策能有多大号召力?让公众疲于奔命,围绕政策起舞,政府部门还能赢得尊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