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官与大楼并重”的大学能出大师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姜耀东参加全国两会时表示：“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我们都是分院”，“不去行政化，大学就没办法办下去了。但依目前的情势而言，还没有完全去行政化的条件”。

不去行政化大学没法办，但又没有去行政化的条件，岂不是钻进了“死胡同”？在这种自相矛盾的语境中，曾被寄予去行政化厚望的南方科技大学，也随着第一个“吃螃蟹者”朱清时的卸任，以及继任者具有的行政背景，而被认为教改“未成功”。

教授治校、校董事会管理，的确能在相当程度上实现学术纯粹化。问题在于，这对行政者似乎并没有好处。一方面，在“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行政化”的集权集利思维下，教育主管部门恐怕不愿意对公立大学放权。另一方面，具有行政级别的各地大学也被视为“安置”干部的好位子。还以南方科大为例，继任者李铭此前任深圳市公安局局长，这算“专业对口”吗？“其政策理论水平高”其实还是行政化那一套。

对一些大学管理者而言，戴着副省级或厅局级的官帽，同样面子上好看、待遇上不错，在与地方打交道时，在争取各种资源与拨款时，更是腰杆挺硬气。一些人既痛恨官本位，但在官本位的圈子里又受益于官本位，这种吊诡既是“目前没有完全去行政化的条件”的一大原因，又导致大学内部的改革动能不足。何况，行政级别较高的大学往往也是名牌大学，这种大学根本不愁招生，名校MBA班之类吸金项目还备受成功人士追捧。所以，至少在目前，“大学办不下去”更多只是书生们的牢骚。

表面上看，行政化的大学运转“良好”，可这无法掩饰一个尴尬的现实——中国大学出官容易、出大师难。“所谓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大官与大楼远比大师多的大学已然走偏。钱学森老人晚年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之中，“做学问不如做官”的浮躁，以及学术研究太过功利化，难辞其咎。

“中国只有一所教育部大学”戳中了大学机制的软肋。但亦如大家都知道应试教育的弊端，却迟迟难以展开实质性的教改；官本位的大学难出大师虽然明摆着，但行政依然不愿放权，一些教育者也在随波逐流。说到底，大学改革离不开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与改革不可能指望趟潜水区与绕道走，闯深水区、啃硬骨头是高层治理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进一步发展进步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