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反腐要有“刑上大夫”的气魄

　　春节刚过，两位省部级高官——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祝作利相继落马。与此相伴的一系列反腐动作：东莞扫黄剑指执法渎职腐败，四川黑老大刘汉案正深挖背后“保护伞”，中央纪委第二轮巡视6个组5个查出腐败……中国网的调查数据显示，反腐成为最受网民关注的两会议题。

　　腐败是当今世界政治生态中的共同毒瘤。用法治的标准衡量，一个国家反腐的成功与否，不在于刑事执法具体抓了多少贪官，也不在于用严酷的死刑震慑住多少潜在的贪腐分子，而应当在于是否遵循这样一种反腐逻辑：任何人，无论你职位多高、权力多大，都会在制度上被视为滥用权力的“危险分子”，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一旦出现权力腐败就必然会身败名裂。

　　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20多位省部级官员被查，表明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显示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决心。但是，省部级高官的相继落马，让公众在感受中央力行反腐决心的同时，也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疑虑和猜想：是否反腐的层级止步于此？其背后可能受到的阻力究竟有多大？这场形同风暴式的反腐究竟能够持续多久？应该说，薄熙来案件的审判，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神话”。但私底下，不少人依然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反腐表示担忧。因此可以预料，2014年是中央反腐最关键的一年，反腐所触及的利益阻力势必出现强劲的反弹。

　　破解那些看不见的阻力，关键正在于通过更大的反腐动作来凝聚民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老百姓对法律公平性的最朴实表达，也是民间社会对法律驯服特权的恒久期待。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帝王传统的国度，法律虽然极其发达，但主要都是用来控制老百姓的。皇帝高于法律造就了千百年来的人治模式，也陷入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统治怪圈。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毫不犹豫地选择法治，就是为了走出历史的周期律，以法治整肃吏治清明。而在迈向法治中国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将权力置于法律之下。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不是体现在绝大多数人与法律的关系上，而是发端于个别人与法律的关系上。如果不能对掌权者尤其是最高权力者进行有效的法律约束，一旦人性的堕落造成公权力的滥用，往往导致政治黑暗、经济倒退、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所以，抵达法治的关键在于：无论多么高的权力，都处在法治的规制之下。我们判断法治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便是最高权力者是否服从法律，是否在违法后会受到与常人一样的追究。凡存在超越法律之上或之外的权力，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法治。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深化改革决定重申：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在法治的视野下，反腐的目的就是矫治那些失去控制的权力，将行使权力的人强制到法律的责任追究轨道。一切腐败都是权力的腐败，那些职位越高的人，权力越大的人，腐败的风险与危害也越大，但也越难进入法律的强制当中。位高权重的腐败者，总是会营造出复杂的官场和政经生态，涉及深度的政商纠葛和权力寻租，甚至倾心于打造私人利益的官场集团和小圈子。如果权力烂在“根子”上，下游的反腐即便抓住更多的官员，也很难说在实质上将特权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不难发觉十八大之后中央频出反腐新政的真正亮点。“老虎苍蝇一起打”以来，席卷全年的反腐风暴丝毫没有停顿，反而呈现出“有腐必查”的常态化趋势。反腐不能“敲山震虎”，而必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通过持久的反腐耐力，塑造公众的信赖和官员的用权习惯，为反腐法治化赢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