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功能与责任

文学应该表达对真善美的追求和积极向上的意志，这原本不是什么深奥难解的问题，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可以说莫非如此。其中道理也很简单，文学为何而存在？人类为何而需要文学？如果文学仅仅是现实的翻版，甚至只是其阴暗面的再现，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人们为什么要把现实中遭遇的痛苦和不堪在想象中再重历一次乃至无数次？或许可以这样说，文学，正是以其对理想的企慕而构成了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关系。“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数千年前一位无名诗人的企望穿越了历史的风烟，凝固成一个永恒的姿态：文学总是翘首未来，它目光不会被现实所禁锢，更不会与现实的污浊达成和解。

文学的这种姿态也许从它的命名开始就被注定了。在汉语中，“文”是一个蕴含着非凡价值的概念。从中国文化元典当中的“天文”、“人文”、“文明”、“文德”、“文道”、“文章”、“文献”等一大批语汇当中，可以看到一个古老民族挣脱原始和蒙昧的羁绊，向着崇高的精神价值和理想世界的坚定攀升，尽管这条道路充满了艰辛和苦难。而外文中的“文学”一词（如literature），其词根同样指涉着文明的核心要素——字母、文字、知识、典籍，代表了人类对于超越原始的动物状态而进抵文明生活的憧憬和渴望。无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质朴写实，还是“鲸呿鳌掷”、“恢诡谲怪”的浪漫悬想，文学始终在顽强表达着人类对理想社会和美好生活的执着向往。“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优秀的文学作品又以其超越时空的潜质而使精神生命的不朽成为可能。

同时，文学也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活动。尽管它确实带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多为个人所完成并具有个体的经验、倾向乃至文体风格等个性特质，但是既有研究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从写作到阅读、从文本到意义，文学活动的每一环节无不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因此是一种地道的社会活动或社会现象。而且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丰富的社会功能，从孔子的“兴、观、群、怨”、亚里斯多德的“净化”、贺拉斯的“寓教于乐”直至当代的文学理论，都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明确而深刻的认识。既然如此，文学就理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既包括思想的引领、价值的培育，也包括情感的范导、道德的促进。有人说，这是给文学强加了一副不应有的重担，但这种说法至多只是表明两点：一是对文学的历史认知不足，二是对文学的功能缺乏自省。

浅显的道理也常常容易被淡忘，特别是当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逐渐变得乱花迷眼的时候。正如对个性化的提倡常常被误解为个人主义，对多元文化和思想的宽容也容易被误解为价值立场的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一样，文学，在经历了过度政治化和工具化的扭曲之后，伴随着文学“审美自律”的自觉，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政治冷漠和道德麻痹，似乎谈论文学的政治和道德的意涵和功能就是贬低了文学的价值，否定了文学作为艺术的独立品格。但是，也正如我们可以对无知表示宽容但却并不意味着我们赞赏无知一样，我们可以理解对文学沦为政治附庸和道德工具的担忧，但也绝不认为因此可以把文学与政治和道德的关系人为地剥离开来。事实上，文学中的政治倾向和道德内涵远比想象的复杂，也比一般的估计要重要得多。你或许认为风花雪月无关乎政治，但在性别主义视角的烛照下却可能充满了政治色彩，此即“性政治”之说之所由来；你或许以为流连山水无与乎功利，但在生态主义眼光的审视中却具有了道德的意味，因此而有“生态道德”的考量。看来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文学是否应该表现政治和道德，而在于表现怎样的政治和道德以及如何去表现。但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仅缺乏应有的自觉，更缺乏必要的坚忍和执守。

今天的文学从业者已经不大习惯于谈论文学的功能与责任，文学的写作和阅读也更多地带有了娱情遣兴的味道。即有直面现实的志思蓄愤之作，也很难引起必要的关注，它们看起来过于坚硬而苦涩，令习惯了时尚快餐的胃口难以下咽和吸收。然而大雅不作，正声微茫，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丧失了对真善美的堂堂正正的讴歌、对假恶丑的直截大胆的批判，文学的灵魂即告失落，文学的元气亦已消磨，剩下的多是老成与世故，精明与机巧，为文至此而欲其深入人心、传诸久远，其可得乎？

浅显的道理虽然不需要时时提起，但并不意味着它不再正确。文学是社会的敏感神经，也是社会的良心所系，发出大雅正声，唱响黄钟大吕，乃是文学之为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岂不闻尼采有云：“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如果文学不能在真伪善恶的对搏中执守光明正大之气，丧失的将不只是文学的功能，很可能还有文学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