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报：公款违规使用搪塞理由花样多

　　近日，两条新闻主角为法院的新闻耐人寻味：一是大连某法院公款配发手机，回应称“为方便联系群众”（见2月19日《中国青年报》）；二是陕西省渭南市中院配豪车，回应称用于刑场指挥。（见2月19日《南方都市报》）

　　两家法院因顶风违纪同日出现在媒体上，本就不可思议。又由于与网友曝光密切相关，越发匪夷所思。再看看缘由，公款配发手机是“为方便联系群众”，配豪车用于刑场指挥。如此理由，要多牵强附会就多牵强附会，实在耐人寻味。

　　顺着两家法院的逻辑思考，是不是不配发手机就不方便联系群众了？是不是刑场指挥非得配备豪车？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要不然，各级法院不争先恐后配发手机，配备豪车才怪。好在一开始就是不允许的，也只有为数不多的法院敢如此而为。

　　现在的问题是，明确要求不准公款配发手机，也命令禁止超标配备公车。甚至要求超标配备的公车要拍卖充公。那么，为何还会出现公款配发手机和配备豪车现象？还有就是，如此明目张胆的行为，为何不是监管部门发现的？

　　这说明监管仍然存在盲区，甚至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仅靠监管部门监督远远不够，还必须强化社会监督。毕竟，“网友曝光”功不可没。否则，公众还被蒙在鼓里，也不知何时才能浮出水面。

　　说白了，“联系群众的手机”与“刑场指挥的豪车”横空出世，呼唤监管动真格之外，更多的是对强化社会监督的吁请。

　　内部监督存在天然缺陷，需要外部监督，也就是说社会监督弥补。实质上，社会监督在复杂的现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不过没能得到重视罢了，这正是亟待补齐并加强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