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报：监管沦为帮凶比欠薪更可怕

　　年关临近，在黑龙江省庆安县打工的350多名农民工因无法拿到上千万元被拖欠的工资款而无法返乡过年。他们拿着按有红手印的联名讨薪材料，不断到县政府等部门讨要属于他们的工资款。记者调查发现，当地监管部门在农民工工资保障金上玩“花样”，使当事企业逃避监管；而主管理部门更是违规发放施工许可证，将农民工的利益置于末端。（1月15日《新华视点》）

　　按理说，解决农民工欠薪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与农民工站在同一阵线上，为农民工撑腰，充当合法权益的保护伞。如今，庆安县监管部门不但没严格执法，还玩花样帮助开发商逃避监管，为拖欠埋下隐患，这比企业欠薪的行为更恶劣、更可怕。

　　这些年来，几乎每年主管部门都会出台相关文件，发起运动式的专项行动，严惩恶意欠薪者。2011年，“恶意欠薪”被正式写入《刑法》，2012年发出的政策性文件对欠薪行为的处理程序和惩罚力度也有所升级。虽然有了各种政策的庇护，但农民工欠薪问题并无实质性改善。

　　农民工欠薪难讨的制度症结究竟出在哪里？窃以为，这与某些地方政府不作为或作为不够有着莫大的关联。去年，河北百名农民工遭欠薪425万元，政府部门相互推诿，导致农民工的工资长时间被“推来推去”。如今，黑龙江庆安县政府“玩花样”又致民工被欠千万工资。这也难怪近年来各地频现农民工跪地讨薪、跳楼讨薪，那是因为监管部门的不作为使农民工宁愿相信媒体而不信政府。

　　一言概之，部门监管“玩花样”，但民工利益不能“走样”。 农民工外出打工，是天然的弱势群体，靠他们自己维权难上加难，政府理应站出来义无反顾地为他们撑腰，而不应是开发商的“帮凶”。只有政府积极作为，农民工欠薪问题才有望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