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贵在两相知

河北文学馆正紧锣密鼓筹备改陈，重点之一是要增加当代文学部分的展出内容，作为新时期河北第一个摘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桂冠的作家——贾大山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因为搜集资料，遂有机会再次拜读了习近平同志1998年所写的那篇《忆大山》。写作此文时，习近平同志正在福建省委副书记任上，但这篇文字显然并非由人捉刀代笔的官样文章，而是朋友深切追悼一个去世知己的真情流露。文章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1978年，贾大山的短篇小说《取经》获得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并入选语文课本，遂使大山闻名全国。而后来的《小果》、《花市》等等以及“梦庄”短篇系列更为其锦上添花。孙犁有诗云：“小说爱读贾大山，平淡之中见奇观，可惜大山写得少，一年只读五六篇。”汪曾祺极为欣赏大山的风采，赠联曰：“神似东方朔，家临西柏坡。”

1982年春，习近平来到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拜访的第一个人是贾大山。固然，大山是正定名人，更主要的是习近平此前读过、且十分欣赏他的小说，于是两人自然而然走到一起，并成为至交。

《忆大山》一文坦然写到两人此后的密切交往，“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而谈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当时，一个是县委书记，一个是文化馆的作家，但他们的交往却是平等的、相互吸引的。正是有了这样的情谊，当三年后习近平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两人相聚长谈，分别时都流下激动的泪水。1995年大山患病后，习近平两次专门到医院和家里看望他，最后一次距大山去世仅十天。文中习近平充分肯定了大山的工作成绩，提及他1983年出任文化局长后不但把文化系统整治的井井有条，而且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做出贡献——如数家珍的提到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等一系列工程的兴建与修复，可见大山的“辛劳奔走”都一一收录在这位曾经的正定当家人心中。文章更是激赏大山的才情和为人——“他那超常的记忆力、广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机敏的反应，还有那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真挚热情、善良正直的品格，都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并坦承：“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人们欣赏贾大山善良正直恬淡的品格、幽默诙谐的谈吐、丰富的佛学史学知识、小说艺术的精致、对京剧的爱好和洞察社会人生的智慧所铸就的个人魅力。但仅仅这些，显然还不足以构成让一位县委书记“钦敬”的吸引力，所以《忆大山》中的这段话不能不记在这里：“大山是一位民主人士，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来，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得更为强烈和独特，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以诙谐幽默的语调，合情合理的分析，乐观豁达的情绪，去劝说人们、影响人们，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时，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正如孙犁所言，大山的作品“是作家一片慈悲之心向他的善男信女施洒甘霖”。没有深切交往，没有知人之明，怎能得出这般知心之论、说出这番至情之言？无怪乎分别之际两人“依依惜别，难以名状”！

《忆大山》是悼祭文章。《论语·学而》曰：“慎终追远，民德厚矣。”

悼祭之文贵在真挚情深、言之有物，其思想深度则取决于作者的情感深度和对逝者的相知程度。一般来说，所祭者多为贤德之士，而祭文则通过肯定他们的成就、精神以及追悼缅怀以表达作者对理想人格的钦敬。毛泽东祭悼张思德、白求恩的《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是这样的文章，《忆大山》也是这样的文章。作者在此文中不仅表达了至情至性的情感，更是在肯定、赞扬和倡导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艺术追求与社会担当。所以文章结尾说：“大山走了……但他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