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绝“官谣” 公开与惩戒都不能少

　　日前，新华社记者梳理出一些官方“先否后肯”的怪现象，希望能引起一些不注重多听、多看、多调查，遇事善于说谎、急于否认的相关部门重视。并指出，“官谣”的产生根源，莫过于是急于想撇清自身污点的某些单位或个人。（8月29日《新京报》）

　　新华社将一些官方“先否后肯”的怪现象视之为“官谣”，不仅是形象表达，更道出官方信息发布严肃性的重要性。对照美国社会学家奥尔波特提出的谣言公式：谣言的杀伤力=信息的重要度×信息的不透明程度。这样的定义，无疑直指要害。

　　作为公权力代表，政府的任何信息发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次，纵观多数官方“先否后肯”的案例，大多是在未经任何调查的基础上就习惯性“辟谣”，如众所周知的刘铁男案件。如此“辟谣”，信息的不透明程度当然是低下的。因此，官方“先否后肯”，无论是形式还是带来的危害，都符合“谣言”的性质。

　　新华社称“官谣”产生的根源，是相关方面急于撇清自身污点，确切地说，这种分析只是道明了“官谣”诞生的直接原因。对于如何防范“官谣”，更有认清其背后的生成机制。

　　多数被证明为“谣言”的官方信息，大多都表现为简明扼要的“否认”，鲜见具体的解释和证据支撑。说白了，是期待以政府公信力为背书，一锤定音、以正视听。尽管在一个信息高度便捷的网络社会，这样单纯靠权力垄断信息的做法，已然日趋颓势。但仍被很多人屡试不爽，关键在于一些人过度沉浸于传统的信息发布模式，过于自信权力的力量。

　　除了坐享权力对信息的“解释权”，官谣的产生与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有限也密切相关。不难理解，当权力充分在阳光下运行，随时受到公众的监督，不但谣言无法产生，也会大大打消一些官员试图掩盖真相的念头。更值得关注的是，发布“官谣”只是第一步，其背后必然还存在一个掩盖真相的过程，而正是信息上的遮蔽，使得一些存有私心的官员相信能够在私下摆平一切，“官谣”也就成了可以信赖的方式。

　　“官谣”虽经个人发布，也难以不受官员个人品性的影响，但因其是代表政府发声，个人责任反倒被弱化，也给追责带来了难度。面对此种症结，必须要在制度层面进一步明确，谣言产生于哪一级部门，该部门的负责人就当首先被问责。其次，对于官谣，不能仅仅停留在舆论倒逼后的澄清了事上，问责的同时，谣言产生的过程，也当一并公开，以此才能起到明晰责任、以儆效尤的作用。

　　如果说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可能清除所有的谣言，那么，作为公权力代表的政府，在事实未明之前，少下论断，不主动遮蔽真相，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实上，不发布不实信息，不因个别官员的私利直接否认社会质疑，是一个政府赢得公信的基本要求。政府的一言一行，对应的都是政府的公信力。这种关系，既要求政府部门要慎重发言。于一个责任政府而言，任何行为上的失范，无论是具体行动还是“言论”，都当有具体的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