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必然要關注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兩大層面。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影響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制度的創建和運行是其中的關鍵，制度史研究是認識古代中國的一把鑰匙。

　　在社會生活中，大至國家行政，小到民眾日常，無不與制度相關。我國古代有識之士對於制度的普遍性、重要性有著十分深刻的認識。戰國時期的儒家學者說，治國須有“絜矩之道”。所謂“絜矩”，就是規矩制度。宋代的思想家朱熹說：“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處都是。”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王夫之引當時人的說法認為：“天下之大，兆民之眾，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

　　“制”和“度”兩個字，雖然在上古文獻及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裡面就可以見到，但將它們合在一起，形成“制度”這個概念則比較晚，可能是在戰國秦漢時期。有的文獻認為黃帝創建制度，也有文獻認為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都在制定制度。

　　制度的創建，往往是那個時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根據人民群眾實踐和社會發展實際反復研判權衡的結果。例如，周代以禮樂文明著稱，其禮樂制度主要保存於“三禮”之中。《周禮》講王朝官制和政治制度，《儀禮》記述有關冠、婚、喪、祭、鄉、射、朝、聘等禮儀制度，《禮記》則闡釋各種禮儀制度的精神和意義。周公作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確定了周代多種禮樂制度的綱領和原則，闡發了禮儀的文化精神。后人將並不是他撰著的《周禮》《儀禮》歸之於他的名下，倒也不無道理。

　　制度是經過長期社會實踐形成的，有些制度可以運行數百年之久而無大的變動，主要原因是其頂層設計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例如，源起、發展於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度，適應社會選拔人才的需要，是古代中國相對公平的人才選拔方式。相比之前的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等，科舉制度對於社會各個階層的人而言體現了一定的公平性，所以盡管其弊病不少，但運行了上千年之久。

　　還有一些重要制度必須依照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不斷進行調整，所謂“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講的正是這個道理。在中國古代社會，最常變動的是賦稅制度。賦稅制度與國家、地方及民眾的經濟收入息息相關，與土地制度、人口狀況等緊密相連，所以科學合理的賦稅制度是國家大政方針的重要內容。從夏商時代的貢納制度到清代的“攤丁入畝”，賦稅制度在歷代經過了大大小小無數次變革。

　　制度是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發展實踐、發展理念的結晶，認識某一歷史時期的社會發展狀況，了解其制度可以說是最佳門徑。例如，周代社會以宗法制和分封制為兩大支撐基石。如果對這兩項制度有了深刻認識，那麼關於周代社會的諸多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再如，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認識這一變革的情況及其意義，就須先了解這一時期的制度變革。這一時期許多諸侯國都在進行的“變法”，實際上就是為適應社會發展需要而進行的制度變革。拿著名的商鞅變法來說，其核心內容就是以國家授田制代替傳統的井田制、以軍功爵制代替傳統的世卿世祿制。如果對於這些具有根本性意義的制度變革沒有認識，要了解當時社會的巨大變革是不大可能的。

　　王國維認為：“欲觀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這是一個很精辟的觀點。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不妨也“自其制度始”。這樣來研究，定會取得很大成績。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 人民日報 》（ 2020年06月22日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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