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報：治理欠薪的好制度何以成了“空中樓閣”？

　　永遠不能低估一些人玩變通、把“好經”念歪的能量。不能因為制度出台了、文件下發了，便認為沒啥事了，而要看看那些好制度出了“中南海”之后，走了多遠？有沒有走到迫切期盼它們的人群中？半路上是不是出現了“攔路虎”？

　　12月2日《人民日報》刊發了一篇“跟隨農民工去討薪”的來信調查——2017年3月，100多名農民工開始在四川宜賓市高縣“龍灣國際”樓盤工地上施工，兩年多來，由於工程承包商在工資卡上做手腳，農民工至今沒有拿到600多萬元的工資﹔即便是2019年1月開發商直接對接農民工所在的勞務公司后，農民工也隻領到過一次工資，又被拖欠了幾百萬元。

　　記者記錄、還原了跟隨農民工討薪的過程，其間，欠薪主體工程承包商和開發商的態度、做法，本應幫助農民工討薪的當地住建、人社等職能部門的說辭和作為，一一被呈現。不得不套用一句2019年流行語——“農民工太難了”。辛辛苦苦打了兩年工，被拖欠了好幾百萬元的工資，家裡的老人、孩子怎麼養？自己的日子怎麼過？承包商在工資卡上做手腳、開發商簽協議時不蓋章、職能部門“踢皮球”，即便獲得了權威媒體的幫助，農民工依然沒拿到被拖欠的工資。這是治理欠薪的正確姿勢嗎？

　　給農民工工資建立專戶、工資實名制發放、對欠薪企業實行聯合懲戒、建立農民工工資預儲金制度、嚴厲打擊惡意欠薪犯罪……近年來，為治理欠薪、幫助農民工討薪，從中央到地方、從行政到司法，一直在努力，不斷建立健全也積極創新著各種制度和手段。在不少地方，欠薪發生的勢頭得到明顯遏制。年底之時，群體性討薪事件大幅減少，據統計，2008年農民工欠薪率是4%，2018年是0.6%左右。

　　然而，在這樣的背景下，上述事件被曝光了。首先，是承包商的“下有對策”。根據治理欠薪的相關規定，農民工工資應設立專門賬戶，專款專用，有些地方還要求必須按月發放，這本被視為一項非常給力的制度創新，可承包商有手腕，雖然給農民工辦理了工資專戶，但要求統一設置密碼，統一上交管理。也就是說，銀行卡根本不在農民工手裡，怎麼取、怎麼用，承包商說了算，承包商完全可以“快捷”地冒領、挪用農民工工資——這波變通、架空好制度的操作實在是太“嫻熟”了。

　　其次，是開發商的挖坑設套。其承諾先行墊付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結果協議上隻有簽字沒有蓋章，同時又聲明“簽字並蓋章后生效”——農民工如何防得住這等手段和算計？

　　治理欠薪千萬條，難抵“變通”這一條。一邊是農民工的質朴勤勞，一邊是商家、資本的伎倆多多。如此實力懸殊的博弈，結果不言而喻。

　　殘酷的現實或許是最好的課堂。上述事件提醒相關部門，推出好的制度、政策保障農民工的權益自是必須，但永遠不能低估一些人玩變通、把“好經”念歪的能量。農民工的弱勢地位決定了相關職能部門必須竭盡全力地為其撐腰，不能因為制度出台了、文件下發了，便認為沒啥事了，而要看看那些好制度出了“中南海”之后，走了多遠？有沒有走到迫切期盼它們的人群中？半路上是不是出現了“攔路虎”？

　　上述事件中，相關監管部門的態度讓人遺憾和無語。在農民工登門詢問討薪進展時，被告知“你們報的工資表需要修改”“手頭上的事情太多了”“去找行業主管部門，或者去法院起訴”——真是打得一手好太極，踢得一腳好皮球！這無論如何不是職能部門應有的工作態度。

　　這盡管是一個地方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個案，但其暴露出的相關單位、人員干擾、阻斷制度落實，讓好制度成為“空中樓閣”的情況，必須引起重視。而除了治理欠薪，社會治理中的不少領域也存在類似“說歸說、做歸做”“說得好聽、做得難看”等口惠而實不至的情況。

　　“到2020年，形成制度完備、責任落實、監管有力的治理格局，使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得到根本遏制，努力實現基本無拖欠。” 這是國務院提出的明確要求。2020年，近在眼前。